宋氏家族·
雕刻高贵与典雅
家风里的性格基因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淌，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留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宝石，成为后人感慨评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家族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已是光芒万丈，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熠熠，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一家，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培养出了三双儿女，均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甚至影响着整个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宋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一个家庭里偶尔出现一个社会精英，也许除了见识、素质之类因素外，多少还得靠些运气，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儿女均能长成出类拔萃之才，进而使得整个家族名望大增，甚至于名扬后世，那便不是“运气”二字可以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唯一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是“家风”使然。
家，父母为长。宋氏家族能成为“民国第一家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拜宋耀如和倪桂珍这对伉俪所赐。尽管子女们后来更多地基于婚姻的因素而步入中国政坛的中心，但是他们长大成人期间，从这对父母那里学来的善良、聪颖、敏锐、落落大方、宠辱不惊等品德和气质，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很多家庭不同，宋耀如没有如同老夫子一般，拿着一本家训刻板地训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处事、如何为人，相反，他放弃了那些陈腐的规矩，转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的榜样，而他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年幼的他出生于海南文昌，原名韩教准，后来过继给舅父，改姓宋。
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文昌，为了生存，宋耀如年幼时便随着乡里人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国外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在当地目睹的种种不公正，看在年纪尚小的宋耀如的眼里，让他感觉十分刺痛，但这却练就了他超越年龄的坚忍和毅力，更催生了他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动力，转化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几经辗转，宋耀如进入梦想中的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是他人生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宋耀如对他的孩子们，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都致力于让他们接受最先进、最入时的教育。他认同西学，对孩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和当时很多思想禁锢、崇尚四书五经的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宽容。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大时代里，身为父亲的他独具慧眼，为孩子们选择了极为超前的学习方式，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逐步成为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所谓家风，一家之长首当其冲。比起那些整日对孩子耳提面命，成天嚷嚷着孩子不成器，而自己却毫不起眼的家长而言，宋耀如是一个典范，他用坚忍的刻苦和非凡的毅力让自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令孩子们心悦诚服的榜样，进而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这才是王道。
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给当时教授过他课程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时间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转而掌握拉丁文、希腊文，熟练英文读写和数学，这样的挑战为他摘取了“聪明的中国星”的美誉。
父亲的这些经历后来悉数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可以想象，他们在知道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有如此骄傲的经历时，除了对他更加崇敬以外，还会萌生出一份效仿的动力，而这同时也是传承开始的原点。当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第一个孩子宋霭龄五岁时，便能用流利的英语在教会学校里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除了惊叹一个小姑娘的不同凡响以外，更多的是对宋耀如言传身教的影响大为赞赏。
在宋氏家族里，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1880年初冬的一天，渴求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宋耀如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当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基督教除了给予宋耀如学习的机会、全新的信仰以外，还给予他生命里珍贵的爱人，这个人就是倪桂珍。
受到家族的影响，出身名门的倪桂珍很小便开始信仰基督教，虔诚之情与宋耀如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就连他们的相见也是在充满神圣向往的教堂里，弥漫着悦耳动听的教会音乐。
倪桂珍出身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境让她从小不愁吃喝，还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字和书法。从进入女子学校算起，倪桂珍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会弹钢琴的女子。
作为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养育他们的子女，无论贫穷或是富有她始终对生活充满敬意，并且将自己在教义中汲取的善良、谦卑、公正、慈悲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们。
宋家的孩子们，尤其是三个女儿，一直被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小楼里，母亲的聪颖、智慧成了闪耀在女儿眼中的星星。宋氏夫妇一同成了她们人生的启蒙老师。三人在尚未踏入社会之前，就以成绩出众而闻名。她们毕业以后步入社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学习能力仍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氏夫妇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为孩子们创造了殷实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充盈而丰富的，这让儿女们时刻都能感受到源自父母的深刻而温暖的爱。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母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
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著名作家埃尔默·特·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蒋家》里将倪桂珍的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其由来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的英勇、刻苦、勤奋的品质特征相关。倪桂珍的教育并不停留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独自教授他们各种自己擅长的技能，比如阅读、音乐。宋家的孩子们曾这样回忆道：“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她跟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
“心平气和地忍受”，这样的描述将一个善良、坚韧、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每一位母亲都应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很多，大多数女人在成为主妇时，尤其为人母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或唠唠叨叨，那些乐观开朗的美好便被这样一分一毫地消耗殆尽。但是，这终究是不好的。要知道，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把这些消极情绪传递给他们。倪桂珍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了用自己的忍耐和克制为孩子们树立温婉平和的形象。
查理长期生活在美国，因此他对西餐十分喜爱，而对于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倪桂珍来讲，要做出一餐美味可口、像模像样的西餐来着实有些为难。然而，她却认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
尽管后来他们的生活宽裕起来，家里也专门雇来了厨子，但倪桂珍还是会经常下厨房，并且召集自己的女儿们来到厨房，向她们传授厨艺。宋霭龄在这方面学得有些吃力，而宋庆龄和宋美龄却在母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即使日后她们成了第一夫人，也还会亲自下厨做一些精致的西餐招待那些重要的客人，这一点令很多人津津乐道。
倪桂珍支持丈夫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同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同样重视。在她看来，刺绣之类的女红是十分陶冶女孩子性情的。对自己而言，虽然她喜好读书，但是对针线活却是不行的。为此，她专门请了一位针线活做得极好而且还有些文化的刺绣师傅来教授三个女儿。
这些点点滴滴，虽然只是些生活细节，但却出于倪桂珍对孩子们深藏于内心的爱，转化为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管教。宋美龄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即使她严格管教，即使儿女们有时也会因为她的铁腕与她产生冲突，但是，在孩子们的心底，却仍旧将其奉为神明一样去对待。“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是宋霭龄、宋庆龄经常和弟妹们提及的母亲的形象，为人之母能达到如此境界，也称得上是一种成功了。
与倪桂珍的严厉刚强不同，宋耀如却始终扮演着慈爱的角色，与妻子的教育方式相互补充和配合，在一张一弛间，将宋家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开启得丰富多彩，而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的感情，更让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的温暖。
宋耀如给予孩子们的是广阔的空间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充满自信的探索。由于忙于实业，较少和孩子们相处，加之早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宋耀如格外珍视与孩子们之间的相处。如果说倪桂珍习惯于通过教授的方式与孩子们相处的话，宋耀如则更倾向于与孩子们一同玩乐，比如与孩子们一起阅读他从美国购买回来的书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等。
关于这一点，比起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宋霭龄似乎是最幸运的，因为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宋耀如喜欢西洋音乐，尤其喜欢唱歌，洪亮的嗓音、充满感情的演绎，在夕阳西下的田园间，在波光粼粼的大海边，宋耀如的歌声回荡着，伴随童年恬静的时光缓缓地流淌进了霭龄幼小的心灵里。
于是，霭龄开始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唱歌，那些后来让她在留学的时光里惊艳了同学们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父亲曾经唱给她听的。宋耀如很少有什么运动，但却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兜风，这样一项在当时并不普及的运动深得他的喜爱。在霭龄十岁的时候，宋耀如送给她一辆“飞鹰”牌自行车，胆大顽皮的孩子对这件新鲜的礼物充满了好奇，并且很快驾驭了它。对于宋耀如来说，和孩子一同骑着单车出去兜风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宋子文是受过父亲熏陶的唯一的男孩子，比起子良、子安，他从与父亲相处的时光里获得了更多的睿智和聪慧；此外，他的活泼外向、谈吐风趣，以及令人感到十分轻松愉悦的幽默感，则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一步升华的性格魅力。
宋耀如最初家境贫寒，后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几经周折终于成了上海滩的名门望族。尽管他在实业上发展得很好，家境殷实，但他本人却淡泊名利、不醉心于仕途。当很多新贵纷纷选择居住在上海中心最繁华、最灯红酒绿的地段时，宋耀如却选择把家安在了上海的郊外。
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十分奇怪，但其实，宋耀如有自己独到的颇为前卫的理解。在他看来，市中心不仅鱼龙混杂、街道破旧肮脏，而且社会治安堪忧，缺乏安全感，而他所选择的相对靠近郊外的地点，却有着一副令人神往的面孔：清新的空气、远离尘嚣带来的安宁、一片供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绿地、几畦可以让他们释放天真的菜园，以及由他亲自设计的带有故乡海南风情的小院落……这一切的一切都向人们展示着一份诗情画意、一份难能可贵的宁静和安详。
宋耀如的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他始终鞭策自己不停地忙碌着。虽然平时十分繁忙，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孩子们一同做游戏、一起去郊游。他仍旧将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亲子关系的营造和培养上。即使是现代人也没几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习惯了以“忙”为借口而省去许多心力，有些事情暂且无妨，而有些事情却忽视不得，比如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对孩子的陪伴和关怀，这些都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是义务，任何借口都无法将它抛弃在外、视而不见。
宋家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每个周末都要举行一次晚会，母亲会在晚会上弹奏钢琴、朗诵诗歌，父亲会在此时唱响动人的弦律，或是吹奏小号，孩子们有的聆听、有的欣赏、有的参与，总之，一家人在上海虹口这所凝聚着爱的小楼里其乐融融。
宋家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片乐土上长大的，明媚的阳光、动人的歌声、悠扬的音乐、无忧无虑的玩耍，这些迷人的风景在宋耀如的精心安排下变成了他们日常的收获。尽管外面战火纷飞，即使周遭政坛更替，但孩子们依然可以在父母的庇护下拥有值得回忆的童年，这不仅对于孩子而言充满了意义，对于父母而言同样十分珍贵。
从孩子们记事起，父亲就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他们，他总是那么儒雅、温存。父亲的爱是无声的，却又时刻萦绕在身边，带入恬静的梦乡，装进留洋的背包，铭记于心间，追忆于日后离开他的岁月里。宋耀如被视为宋氏家族的“第一人”，这个赞誉并不仅仅是因为宋氏的发迹始于他，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宋氏家族与众不同的家风，并以此培养出了六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才是他被称为“第一人”的内涵所在。
有趣的是，虽然宋耀如和倪桂珍的教育风格迥异，但他们却配合得极好，不仅没有冲突，还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孩子们称呼父母为“爸爸”和“妈咪”，而不是当时普遍的“爹娘”一说，据说到了后来，宋耀如干脆和孩子们一样，称呼倪桂珍为“妈咪”。宋耀如是否真的如此称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在一味强调“父权”的旧时代里，他在与孩子关系的处理方式上显然大度、宽容许多。
而真正令世人刮目相看并且争相传颂的，是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和解放。
解放美好的天性，追逐美好的人生
有关宋氏家族的传记或者文献普遍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宋耀如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开了先河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好玩耍、充满好奇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是不拘一格的，即使由此而犯下些小毛病也是天性使然，无须过分压抑和批判。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也许，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孩子想逃离，回到温暖的家里做回受宠爱的公主。但宋霭龄却用超越年龄的毅力和坚强，克服了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意识，宋耀如平日里的培养功不可没。很快，宋霭龄适应了那个陌生的不舒适的环境。
同学们欺负她年纪小，经常拿她开玩笑，有时甚至极具攻击性，小霭龄凭着自己的处理方式，从最初的做鬼脸以示不满到心平气和地还击，这其中的成长显而易见。
几年的时间，霭龄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风格，加上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因此，她逐渐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尤其是凭借着她天籁般的歌声，她自信而沉着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更让大家对这个小个子女孩刮目相看。
就在她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学校里瞩目的新星时，庆龄也来到了学校。
霭龄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当姐姐的担子，开始负责任地照顾她的妹妹，并帮助她迅速适应这个环境。和霭龄的风风火火不同，宋庆龄文静、端庄，而且有十足的自制力。虽然她也面临着度过适应期的挑战，但她却是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后来家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宋美龄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她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后来，年长的宋霭龄赴美国学习，正式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涯。
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潮汇聚的时期，外来的先进文化荡涤着封建残余思想，人们在文化知识的风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宋耀如早年的留美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决心。
在父亲的安排下，宋霭龄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跨越太平洋的轮渡上眺望着故乡。作为第一个正式踏上美国国土留学的女学生，前途会是如何，她并不知道，同样地，宋耀如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父女相隔千山万水，各自远在大洋彼岸，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需要共同去面对。
就在宋霭龄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度的时候，她的肤色及出生给她带来了走出国门后第一桩难题。
一路奔波，载着众多期待的“高丽号”邮轮终于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和其他人一样，小霭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但海关的检查人员却用粗暴的行为阻止她入境。他们借故说她的护照有问题，因此拒绝她下船，而且还企图将她铐起来遣送回国，这一点让年仅十五岁的霭龄吃了一惊。
在父亲的描述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求学的天堂，但此时的境遇却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官员的粗暴、漠视、轻蔑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如此不堪。宋霭龄哭了，带着愤愤不平、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身处此境的委屈，她将压抑了许久的眼泪彻彻底底地宣泄了出来。
后来几经周旋，宋霭龄最终没有被遣送回国，得以留在美国学习。经历了四个多星期的煎熬，小姑娘一时间长大了不少，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求学那么简单。这样的经历宋庆龄也遭遇过。
宋庆龄比宋霭龄晚三年来到美国，她在萨米特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预习以后，这一年准备报考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在报考的前一天，宋庆龄找到了快要毕业的宋霭龄，两姐妹许久未见，一见面便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宋霭龄为妹妹加油鼓劲，希望她早日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自己成为同学。第二天，宋庆龄早早来到了考场准备面试，却听到了一些令她揪心痛楚的话语。
同为考生，金发碧眼的外国考生见到宋庆龄这个中国人，立刻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排斥，而且围在背后对她评头论足，说她没有缠小脚，说她来自一个像垃圾一样的国度……这些极不尊重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宋庆龄对此感到十分愤恨，而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她面试的发挥。
宋庆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姐姐，姐姐虽然只比她年长几岁，却表现出了一个过来人的从容和淡定。她告诉庆龄：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国家封闭落后，因此成了他们轻蔑我们的一个把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令宋庆龄十分崇拜。的确，宋霭龄不仅如此想，而且确实也如此做了。学校里因为没有中国留学生，因此宋霭龄是孤独的，很多本地学生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戏弄她，就连报纸上都对她的到来描写得阴阳怪气。然而，这些小把戏非但没有挫伤她留学的积极性，反倒成了鼓励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宋霭龄充分发挥了自己聪颖的天资，很快便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很多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以后，宋霭龄少女初长成，虽然剪了短发、换上西式服装，但是宋耀如对她的谆谆教导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父亲所说的“根在中国”的理念让她时刻不忘努力学习、时刻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
后来，宋霭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美国，霭龄十分荣幸地随团进入了白宫。一系列的外交仪式以后，宋霭龄在姨夫的引荐下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客气地询问这个中国的小姑娘，问她来到美国，是否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一问，把霭龄多年积压在心的怨气激了出来。
宋霭龄很客气地对罗斯福说：自己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便遭遇了海关官员粗暴的阻拦，甚至企图将她遣送回国，这样的做法和总统先生所说的自由之邦毫不相称。如果一个美国的小姑娘到中国的话，她肯定不会遭受如此对待，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听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的质疑，罗斯福有些意外，甚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把两手一摊，十分尴尬地回答道：“哦，我非常遗憾！”
这一问一答一时间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焦点，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都刊登出了“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的新闻，一时间宋霭龄成了焦点人物。
宋耀如虽然不在场，但从报纸的报道和温秉忠的描述中知道了事情的详细过程，对此，他给予小霭龄极为热烈的赞扬和肯定。
说到留学的影响，印记最深的应数当时最为年幼的宋美龄。与父亲一样，十二岁的宋美龄与庆龄一起来到美国，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留美之旅。这个十年是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装扮还是思想，宋美龄接受了通盘的美国教育，这给她的青春烙上了深刻的美国痕迹，为她日后向蒋介石提出“联美”建议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成绩优异，而且涉猎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天文学、历史学，她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甘之如饴，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后来，宋霭龄以亚瑟王比拟蒋介石、力促他们的姻缘的出处便在于此。宋美龄的出色是有目共睹的，校方在她即将毕业时向她颁发了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且学会了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此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活泼贪玩的小姑娘长大为社交活动中的新贵，尤其是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她们显露出了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
这或许是留学中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收获。比起当时，现在的留学要容易很多，但是，留学的质量上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可否认，有些留学仍旧保持着高端的水准，但其中不乏有些家长仅仅看中留学的“形”而忽略了留学的“神”，如此留学实在意义不大。
这就是关于宋氏家族家风的点点滴滴，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之所以能超越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必然有它与众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我们在此分享这些经典的故事，深知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以此为蓝本成为名门，只求从中学习一两点经验或改善原有的某些不足，如此便足矣！
雕刻高贵与典雅
家风里的性格基因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淌，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留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宝石，成为后人感慨评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家族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已是光芒万丈，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熠熠，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一家，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培养出了三双儿女，均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甚至影响着整个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宋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一个家庭里偶尔出现一个社会精英，也许除了见识、素质之类因素外，多少还得靠些运气，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儿女均能长成出类拔萃之才，进而使得整个家族名望大增，甚至于名扬后世，那便不是“运气”二字可以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唯一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是“家风”使然。
家，父母为长。宋氏家族能成为“民国第一家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拜宋耀如和倪桂珍这对伉俪所赐。尽管子女们后来更多地基于婚姻的因素而步入中国政坛的中心，但是他们长大成人期间，从这对父母那里学来的善良、聪颖、敏锐、落落大方、宠辱不惊等品德和气质，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很多家庭不同，宋耀如没有如同老夫子一般，拿着一本家训刻板地训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处事、如何为人，相反，他放弃了那些陈腐的规矩，转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的榜样，而他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年幼的他出生于海南文昌，原名韩教准，后来过继给舅父，改姓宋。
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文昌，为了生存，宋耀如年幼时便随着乡里人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国外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在当地目睹的种种不公正，看在年纪尚小的宋耀如的眼里，让他感觉十分刺痛，但这却练就了他超越年龄的坚忍和毅力，更催生了他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动力，转化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几经辗转，宋耀如进入梦想中的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是他人生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宋耀如对他的孩子们，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都致力于让他们接受最先进、最入时的教育。他认同西学，对孩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和当时很多思想禁锢、崇尚四书五经的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宽容。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大时代里，身为父亲的他独具慧眼，为孩子们选择了极为超前的学习方式，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逐步成为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所谓家风，一家之长首当其冲。比起那些整日对孩子耳提面命，成天嚷嚷着孩子不成器，而自己却毫不起眼的家长而言，宋耀如是一个典范，他用坚忍的刻苦和非凡的毅力让自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令孩子们心悦诚服的榜样，进而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这才是王道。
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给当时教授过他课程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时间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转而掌握拉丁文、希腊文，熟练英文读写和数学，这样的挑战为他摘取了“聪明的中国星”的美誉。
父亲的这些经历后来悉数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可以想象，他们在知道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有如此骄傲的经历时，除了对他更加崇敬以外，还会萌生出一份效仿的动力，而这同时也是传承开始的原点。当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第一个孩子宋霭龄五岁时，便能用流利的英语在教会学校里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除了惊叹一个小姑娘的不同凡响以外，更多的是对宋耀如言传身教的影响大为赞赏。
在宋氏家族里，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1880年初冬的一天，渴求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宋耀如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当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基督教除了给予宋耀如学习的机会、全新的信仰以外，还给予他生命里珍贵的爱人，这个人就是倪桂珍。
受到家族的影响，出身名门的倪桂珍很小便开始信仰基督教，虔诚之情与宋耀如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就连他们的相见也是在充满神圣向往的教堂里，弥漫着悦耳动听的教会音乐。
倪桂珍出身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境让她从小不愁吃喝，还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字和书法。从进入女子学校算起，倪桂珍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会弹钢琴的女子。
作为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养育他们的子女，无论贫穷或是富有她始终对生活充满敬意，并且将自己在教义中汲取的善良、谦卑、公正、慈悲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们。
宋家的孩子们，尤其是三个女儿，一直被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小楼里，母亲的聪颖、智慧成了闪耀在女儿眼中的星星。宋氏夫妇一同成了她们人生的启蒙老师。三人在尚未踏入社会之前，就以成绩出众而闻名。她们毕业以后步入社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学习能力仍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氏夫妇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为孩子们创造了殷实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充盈而丰富的，这让儿女们时刻都能感受到源自父母的深刻而温暖的爱。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母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
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著名作家埃尔默·特·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蒋家》里将倪桂珍的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其由来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的英勇、刻苦、勤奋的品质特征相关。倪桂珍的教育并不停留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独自教授他们各种自己擅长的技能，比如阅读、音乐。宋家的孩子们曾这样回忆道：“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她跟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
“心平气和地忍受”，这样的描述将一个善良、坚韧、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每一位母亲都应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很多，大多数女人在成为主妇时，尤其为人母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或唠唠叨叨，那些乐观开朗的美好便被这样一分一毫地消耗殆尽。但是，这终究是不好的。要知道，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把这些消极情绪传递给他们。倪桂珍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了用自己的忍耐和克制为孩子们树立温婉平和的形象。
查理长期生活在美国，因此他对西餐十分喜爱，而对于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倪桂珍来讲，要做出一餐美味可口、像模像样的西餐来着实有些为难。然而，她却认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
尽管后来他们的生活宽裕起来，家里也专门雇来了厨子，但倪桂珍还是会经常下厨房，并且召集自己的女儿们来到厨房，向她们传授厨艺。宋霭龄在这方面学得有些吃力，而宋庆龄和宋美龄却在母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即使日后她们成了第一夫人，也还会亲自下厨做一些精致的西餐招待那些重要的客人，这一点令很多人津津乐道。
倪桂珍支持丈夫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同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同样重视。在她看来，刺绣之类的女红是十分陶冶女孩子性情的。对自己而言，虽然她喜好读书，但是对针线活却是不行的。为此，她专门请了一位针线活做得极好而且还有些文化的刺绣师傅来教授三个女儿。
这些点点滴滴，虽然只是些生活细节，但却出于倪桂珍对孩子们深藏于内心的爱，转化为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管教。宋美龄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即使她严格管教，即使儿女们有时也会因为她的铁腕与她产生冲突，但是，在孩子们的心底，却仍旧将其奉为神明一样去对待。“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是宋霭龄、宋庆龄经常和弟妹们提及的母亲的形象，为人之母能达到如此境界，也称得上是一种成功了。
与倪桂珍的严厉刚强不同，宋耀如却始终扮演着慈爱的角色，与妻子的教育方式相互补充和配合，在一张一弛间，将宋家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开启得丰富多彩，而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的感情，更让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的温暖。
宋耀如给予孩子们的是广阔的空间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充满自信的探索。由于忙于实业，较少和孩子们相处，加之早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宋耀如格外珍视与孩子们之间的相处。如果说倪桂珍习惯于通过教授的方式与孩子们相处的话，宋耀如则更倾向于与孩子们一同玩乐，比如与孩子们一起阅读他从美国购买回来的书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等。
关于这一点，比起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宋霭龄似乎是最幸运的，因为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宋耀如喜欢西洋音乐，尤其喜欢唱歌，洪亮的嗓音、充满感情的演绎，在夕阳西下的田园间，在波光粼粼的大海边，宋耀如的歌声回荡着，伴随童年恬静的时光缓缓地流淌进了霭龄幼小的心灵里。
于是，霭龄开始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唱歌，那些后来让她在留学的时光里惊艳了同学们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父亲曾经唱给她听的。宋耀如很少有什么运动，但却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兜风，这样一项在当时并不普及的运动深得他的喜爱。在霭龄十岁的时候，宋耀如送给她一辆“飞鹰”牌自行车，胆大顽皮的孩子对这件新鲜的礼物充满了好奇，并且很快驾驭了它。对于宋耀如来说，和孩子一同骑着单车出去兜风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宋子文是受过父亲熏陶的唯一的男孩子，比起子良、子安，他从与父亲相处的时光里获得了更多的睿智和聪慧；此外，他的活泼外向、谈吐风趣，以及令人感到十分轻松愉悦的幽默感，则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一步升华的性格魅力。
宋耀如最初家境贫寒，后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几经周折终于成了上海滩的名门望族。尽管他在实业上发展得很好，家境殷实，但他本人却淡泊名利、不醉心于仕途。当很多新贵纷纷选择居住在上海中心最繁华、最灯红酒绿的地段时，宋耀如却选择把家安在了上海的郊外。
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十分奇怪，但其实，宋耀如有自己独到的颇为前卫的理解。在他看来，市中心不仅鱼龙混杂、街道破旧肮脏，而且社会治安堪忧，缺乏安全感，而他所选择的相对靠近郊外的地点，却有着一副令人神往的面孔：清新的空气、远离尘嚣带来的安宁、一片供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绿地、几畦可以让他们释放天真的菜园，以及由他亲自设计的带有故乡海南风情的小院落……这一切的一切都向人们展示着一份诗情画意、一份难能可贵的宁静和安详。
宋耀如的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他始终鞭策自己不停地忙碌着。虽然平时十分繁忙，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孩子们一同做游戏、一起去郊游。他仍旧将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亲子关系的营造和培养上。即使是现代人也没几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习惯了以“忙”为借口而省去许多心力，有些事情暂且无妨，而有些事情却忽视不得，比如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对孩子的陪伴和关怀，这些都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是义务，任何借口都无法将它抛弃在外、视而不见。
宋家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每个周末都要举行一次晚会，母亲会在晚会上弹奏钢琴、朗诵诗歌，父亲会在此时唱响动人的弦律，或是吹奏小号，孩子们有的聆听、有的欣赏、有的参与，总之，一家人在上海虹口这所凝聚着爱的小楼里其乐融融。
宋家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片乐土上长大的，明媚的阳光、动人的歌声、悠扬的音乐、无忧无虑的玩耍，这些迷人的风景在宋耀如的精心安排下变成了他们日常的收获。尽管外面战火纷飞，即使周遭政坛更替，但孩子们依然可以在父母的庇护下拥有值得回忆的童年，这不仅对于孩子而言充满了意义，对于父母而言同样十分珍贵。
从孩子们记事起，父亲就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他们，他总是那么儒雅、温存。父亲的爱是无声的，却又时刻萦绕在身边，带入恬静的梦乡，装进留洋的背包，铭记于心间，追忆于日后离开他的岁月里。宋耀如被视为宋氏家族的“第一人”，这个赞誉并不仅仅是因为宋氏的发迹始于他，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宋氏家族与众不同的家风，并以此培养出了六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才是他被称为“第一人”的内涵所在。
有趣的是，虽然宋耀如和倪桂珍的教育风格迥异，但他们却配合得极好，不仅没有冲突，还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孩子们称呼父母为“爸爸”和“妈咪”，而不是当时普遍的“爹娘”一说，据说到了后来，宋耀如干脆和孩子们一样，称呼倪桂珍为“妈咪”。宋耀如是否真的如此称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在一味强调“父权”的旧时代里，他在与孩子关系的处理方式上显然大度、宽容许多。
而真正令世人刮目相看并且争相传颂的，是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和解放。
解放美好的天性，追逐美好的人生
有关宋氏家族的传记或者文献普遍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宋耀如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开了先河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好玩耍、充满好奇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是不拘一格的，即使由此而犯下些小毛病也是天性使然，无须过分压抑和批判。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也许，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孩子想逃离，回到温暖的家里做回受宠爱的公主。但宋霭龄却用超越年龄的毅力和坚强，克服了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意识，宋耀如平日里的培养功不可没。很快，宋霭龄适应了那个陌生的不舒适的环境。
同学们欺负她年纪小，经常拿她开玩笑，有时甚至极具攻击性，小霭龄凭着自己的处理方式，从最初的做鬼脸以示不满到心平气和地还击，这其中的成长显而易见。
几年的时间，霭龄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风格，加上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因此，她逐渐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尤其是凭借着她天籁般的歌声，她自信而沉着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更让大家对这个小个子女孩刮目相看。
就在她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学校里瞩目的新星时，庆龄也来到了学校。
霭龄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当姐姐的担子，开始负责任地照顾她的妹妹，并帮助她迅速适应这个环境。和霭龄的风风火火不同，宋庆龄文静、端庄，而且有十足的自制力。虽然她也面临着度过适应期的挑战，但她却是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后来家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宋美龄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她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后来，年长的宋霭龄赴美国学习，正式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涯。
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潮汇聚的时期，外来的先进文化荡涤着封建残余思想，人们在文化知识的风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宋耀如早年的留美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决心。
在父亲的安排下，宋霭龄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跨越太平洋的轮渡上眺望着故乡。作为第一个正式踏上美国国土留学的女学生，前途会是如何，她并不知道，同样地，宋耀如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父女相隔千山万水，各自远在大洋彼岸，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需要共同去面对。
就在宋霭龄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度的时候，她的肤色及出生给她带来了走出国门后第一桩难题。
一路奔波，载着众多期待的“高丽号”邮轮终于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和其他人一样，小霭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但海关的检查人员却用粗暴的行为阻止她入境。他们借故说她的护照有问题，因此拒绝她下船，而且还企图将她铐起来遣送回国，这一点让年仅十五岁的霭龄吃了一惊。
在父亲的描述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求学的天堂，但此时的境遇却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官员的粗暴、漠视、轻蔑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如此不堪。宋霭龄哭了，带着愤愤不平、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身处此境的委屈，她将压抑了许久的眼泪彻彻底底地宣泄了出来。
后来几经周旋，宋霭龄最终没有被遣送回国，得以留在美国学习。经历了四个多星期的煎熬，小姑娘一时间长大了不少，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求学那么简单。这样的经历宋庆龄也遭遇过。
宋庆龄比宋霭龄晚三年来到美国，她在萨米特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预习以后，这一年准备报考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在报考的前一天，宋庆龄找到了快要毕业的宋霭龄，两姐妹许久未见，一见面便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宋霭龄为妹妹加油鼓劲，希望她早日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自己成为同学。第二天，宋庆龄早早来到了考场准备面试，却听到了一些令她揪心痛楚的话语。
同为考生，金发碧眼的外国考生见到宋庆龄这个中国人，立刻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排斥，而且围在背后对她评头论足，说她没有缠小脚，说她来自一个像垃圾一样的国度……这些极不尊重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宋庆龄对此感到十分愤恨，而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她面试的发挥。
宋庆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姐姐，姐姐虽然只比她年长几岁，却表现出了一个过来人的从容和淡定。她告诉庆龄：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国家封闭落后，因此成了他们轻蔑我们的一个把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令宋庆龄十分崇拜。的确，宋霭龄不仅如此想，而且确实也如此做了。学校里因为没有中国留学生，因此宋霭龄是孤独的，很多本地学生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戏弄她，就连报纸上都对她的到来描写得阴阳怪气。然而，这些小把戏非但没有挫伤她留学的积极性，反倒成了鼓励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宋霭龄充分发挥了自己聪颖的天资，很快便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很多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以后，宋霭龄少女初长成，虽然剪了短发、换上西式服装，但是宋耀如对她的谆谆教导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父亲所说的“根在中国”的理念让她时刻不忘努力学习、时刻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
后来，宋霭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美国，霭龄十分荣幸地随团进入了白宫。一系列的外交仪式以后，宋霭龄在姨夫的引荐下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客气地询问这个中国的小姑娘，问她来到美国，是否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一问，把霭龄多年积压在心的怨气激了出来。
宋霭龄很客气地对罗斯福说：自己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便遭遇了海关官员粗暴的阻拦，甚至企图将她遣送回国，这样的做法和总统先生所说的自由之邦毫不相称。如果一个美国的小姑娘到中国的话，她肯定不会遭受如此对待，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听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的质疑，罗斯福有些意外，甚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把两手一摊，十分尴尬地回答道：“哦，我非常遗憾！”
这一问一答一时间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焦点，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都刊登出了“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的新闻，一时间宋霭龄成了焦点人物。
宋耀如虽然不在场，但从报纸的报道和温秉忠的描述中知道了事情的详细过程，对此，他给予小霭龄极为热烈的赞扬和肯定。
说到留学的影响，印记最深的应数当时最为年幼的宋美龄。与父亲一样，十二岁的宋美龄与庆龄一起来到美国，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留美之旅。这个十年是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装扮还是思想，宋美龄接受了通盘的美国教育，这给她的青春烙上了深刻的美国痕迹，为她日后向蒋介石提出“联美”建议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成绩优异，而且涉猎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天文学、历史学，她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甘之如饴，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后来，宋霭龄以亚瑟王比拟蒋介石、力促他们的姻缘的出处便在于此。宋美龄的出色是有目共睹的，校方在她即将毕业时向她颁发了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且学会了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此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活泼贪玩的小姑娘长大为社交活动中的新贵，尤其是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她们显露出了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
这或许是留学中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收获。比起当时，现在的留学要容易很多，但是，留学的质量上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可否认，有些留学仍旧保持着高端的水准，但其中不乏有些家长仅仅看中留学的“形”而忽略了留学的“神”，如此留学实在意义不大。
这就是关于宋氏家族家风的点点滴滴，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之所以能超越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必然有它与众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我们在此分享这些经典的故事，深知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以此为蓝本成为名门，只求从中学习一两点经验或改善原有的某些不足，如此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