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共同体感觉——和他人的关联
作为摆脱神经症生活方式的方法，阿德勒的建议是关心他人。这也是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共同体感觉”。本章就来讲讲我们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并建立关系，因为他人和我们自己一样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是无法用蛮力支配的存在。
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着的
人并非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而是和他人一同活着。如果人类只有一个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日语中，“人”是写汉字“人间”两个字，所谓“人”是指“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人脆弱，而是，从本质上来讲人就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大前提，活着的。不是说人本来可以一个人活，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与他者共生；而是，人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社会性的存在。脱离社会和共同体活着的个人是不存在的。
因此，也就有了那句“人类所有烦恼均来自人际关系”。（《个体心理学讲义》）我们每一个人离了人际关系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才会伤脑筋。
作为阻碍前进的他人
如果，人是一个人活着的，那么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人阻止，一个人的世界不会存在正义和邪恶。问题是，人并不是一个人活着的，离开了他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人，包括母亲在内，是保护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婴儿为了生存，必须让父母把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他们不会说话，只能靠哭啼来传达自己的要求。阿德勒说，“婴儿在支配人的同时又不受任何人支配，因此，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存在”。（前述著作）
当然，这种好日子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长大后，婴儿没有必要再为了生存而支配父母和周围的大人。但是，还有一种人，即使没有必要再支配他人，精神上仍然是处于婴儿阶段。这种人将他人当成是阻碍自己前进、干涉自己的存在。
人具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如何行动，但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如此，他人同样也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无法像搬移物体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和指使他人，就如同自己不会按照他人的意愿肆意被支配一样。
正因为如此，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总是很随心所愿。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不可能绝对顺从我们的意愿来行动。所以，阿德勒才会说所有烦恼均来自人际关系。
哲学家森有正，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想做这个，或想做那个。这就是一种“内心催促”。当我们想去实现这个想法时，总会遇到各种障碍。障碍来自人际关系。我们必须得努力克服这种障碍。当有人阻碍我的前进方向时，靠武力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的。如果阻碍我们的是一个小孩子，或许有人会建议“孩子嘛，打他一顿不就好了”，但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该怎么做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呢？
“比如，通过和对方的认真交谈来解决，要么使对方理解自己、要么我们去理解对方，于是原先那个阻碍就不再是阻碍了”（《如何活下去》），不断地重复这种过程，努力克服来自外界的阻碍。
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人帮助我们，这只是出于他的一片好心，帮助我们并不是他的义务。我们无法强行支配他人，也无法利用感情来操纵他人。愤怒，是为了促使他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而制造出来的情绪。既然用武力、用感情都无法操纵别人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用语言去拜托别人。那么，只要是语言就可以达到目的吗？并不是。命令，反而会使人反抗。使用疑问句或假设句，留给对方拒绝的余地，效果反而更佳，更容易被他人所接受。
不过，即使你去恳请对方，对方也有可能拒绝你的要求。即便如此，也只有语言这个方式，才能让他人了解你希望他做什么。有的人认为，即使不说出口对方也应该想到，记住：这是不可能的。
他者的他者
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感觉到有视线，一抬头发现不是人，是模特模型。“还好不是人哎”还会莫名地舒一口气。如果发现注视自己的是人的话，不免会有些害羞。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他者的他者”。就好比我对他者有什么印象、感觉到什么、想到了什么，他者也会对我抱有印象和想法，你会在他者身上，看到主观性。当然，他人并不是一面只单纯映射出外部世界的镜子，而是，接受映射的事物后去解释、感受、思考的存在。你就是被这样一个独立意志的主体所注视的，所以才会感到害羞。
赋予属性
他者是和自己不同的人格。然而，总有人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随意解释他人的行为。
有关自己、世界的解释、定义，罗纳德·大卫·莱恩用“属性化”或“赋予属性”（attribution）等词汇来进行了说明。（Self and Others）
属性是指“事物所具备的特征、性质”。“那朵花真美”，此时的“美丽”是属性（花所具备的性质）。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是我们眼中的“我的属性”。他人怎么看待我们，这是他人给我定义的“我的属性”。这两者有时是不相同的。
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属性和他人所定义的属性不一致时，如果被定义的一方是孩子，往往很难否认大人（父母）给自己加上的属性。此时，对于孩子来讲，父母加上的属性其实是一种命令。孩子说讨厌父母，父母也会很淡定泰然，因为他们心里想“嘴上说讨厌，但是，我知道你内心是喜欢我的”。孩子都说了讨厌父母，父母还能说出这种话采取这种态度，那么此时，孩子与父母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虚伪的关联”（false conjunction）。
孩子自出生，有几年绝对离不开父母的保护，但是随着长大，会学会自立。当他们想要离父母而去时，有的父母不愿意承认“真正的背离”（real disjunction），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来解释孩子、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
即使孩子没有打算离开父母身边，父母与孩子是各自独立的人格，本质上是独立分开的。但是有的父母却要给孩子加上某种属性，建立一种“虚伪的关联”，装作自己和孩子之间毫无隔阂、亲密如初。
所谓理解是指
这种属性赋予是无效的，因为他人必定是超越了这种“理解”。法语中的理解是“comprendre”，具有“包含”“包容”等含义。对他人加以某种属性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包容”的。对方必定会试图反抗和挣脱你的“包容”。
理解，只能是通过包容来实现。至于这个包容是否正确妥当，还有待论证。我们经常见到有的父母斩钉截铁地说了解自己孩子的莫过于是自己。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却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孩子呢，对于父母所定义的属性也是乖乖接受，不会提出任何反驳意见，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常见。要知道孩子并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活着的，对于父母任意加上的属性——和命令性质一样，孩子应该提出反抗和质疑才对。
理想化的他者
《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只看到娜斯塔西亚的照片，就说“这张脸上写满了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或许梅什金公爵看到的只是一个“幻影”而已，然而，他的口气却如此坚定、不容怀疑。这个判断是梅什金公爵根据自己一直以来的经验所得出的，他在娜斯塔西亚的容貌上看到了之前他所接触过的人的身影，想起了和她很相似的人，就把娜斯塔西亚想象成了当年那个人。
森有正，写过有关一位女性的故事，那是他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类似乡愁的感情和朦胧的憧憬和淡淡的欲望。（《Sur les fleuves de babylone》）实际上，森和这位女性连一句话都没有交谈过，夏天结束后，她便离去。尽管这样，森有正说，他觉得对方应该知道自己的感情。这段恋情“在和对方没有任何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完全主观地写成了理想化的美好爱情”。这是森有正心中的“爱的原型之一”，是他心中对该女性毫无顾虑和戒备、毫无计算、百分百纯洁的情感所酿造出来的理想化爱情。森有正知道，“这已然不是她本人，而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爱之原型”。从这一点来讲，或许应该庆幸森有正始终未能和对方正式交谈过，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森有正的心中以“爱之原型”而获得了永生。
交谈
有关他人，不管我们怎么仔细考虑他身上所有的点点滴滴，充其量也只是根据我们对他的印象所得出的判断而已。这种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我们极为主观的想法而已。我们只需和对方交谈几句，就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真正的他者与我们为他定义的属性根本不一致，这也证明了“他者是他者”这一事实。我们对他人所抱有的印象，和现实中的他者不可能100％完全一致。必须认清这一点，这是他者或人格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来成立时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哲学家波多野精一，是这样形容“人格成立”的。走到窗边望着大街上来往的行人。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人虽然被称为“人”，但是严密地讲，不是“人”而是“物”。接着，发现其中一个行人原来是我的朋友。我向他搭话，他也做出了回应。
“我发现那个行人原来是我的朋友。我们俩聊了一会儿。他已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和我交谈、真正采取了某种行动的主体。“人格”唯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成立。”（《宗教哲学》）
通过用语言交谈的过程，他者摆脱了某种“属性”，不再是“单单被观看的客体”。可以说人格离开了用语言交谈等交流活动便无法成立。
我们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他者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只需和对方交谈几句就能得到证实。那么，只要认清这一点，就算是“理解”了作为独立人格的他者吗？不能。不仅如此，即使是一同共事很长时间、交谈过多次的人，我们也不一定是真正理解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当我们构筑对他人的形象时——如果引用前面的说法——我们对他人进行“属性化”时，这个形象或属性往往都没有通过任何方式验证其真伪。很多人认为不用验证，也能理解他者。“我似乎没法真正理解对方”——有的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抱过这种怀疑。不光是人，即使是眼前的东西，不是说看得见、摸得着，你就对它很了解。看错、听错的情况，每天会发生很多次。更何况是人呢。不容易理解，才是正常的。
别说是三言两语，即使进行了一番对话，也很难说就能真正理解对方，不过，为了摆脱属性化，我们需要用对话当作突破口。只是形式上的交谈几句是无法了解对方的，人格也不能真正成立。交谈再多，如果我们对他人抱着自认为的主观看法，而不去承认对方具有超越这些看法的一面，那么，他者只能是以“你自己的看法见解”存在，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格”存在。
每次擦身而过时对方把视线移开，有人认为对方讨厌自己，这是因为他自己想逃避与对方的关系，才会做出如此这般的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是对自己“善”的，是“对自己的好”，这虽然达到了要逃避对方的目的，至于这个解释是否扭曲了事实，有待验证。
如何看待他者
人，离开了人际关系是活不下去的。人的言行举止，在无人的真空状态是进行不下去的。言行举止必定是针对某个“对象”进行的。
至于这个他者，我们是要当作敌人还是当作伙伴呢，根据不同的选择，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也会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人交谈时是否有视线交流来判断。阿德勒说，不敢正视大人视线的孩子往往心里抱着不信任感。（《儿童教育心理学》）这倒不是说一定是心里怀有恶意才会移开视线。但是，即使是在很短的一瞬间，如果他移开了视线，就表示他内心是不太愿意与对方建立关系的。
我们叫孩子过来时，通过他跑过来站立的位置就能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他者的。很多孩子，先选择与对方有一定距离的位置，探探情况，如有需要，再靠近或更加远离对方。
语言，也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只是一个人活着，那就不需要什么语言，也不需要逻辑。（前述著作）使用一种只有自己知道的语言，就无法与他者交流。要想与他者交流、共生，就需要有语言、论理、常识等媒介。对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讲，常识是“私人化”的知识、理性。（《生活意义》）没有常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无法成立。“‘私人化’的的含义，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含义，唯有在和他人的交流中才具有真正意义。”（前述著作）
阿德勒认为，人活着就必须与他人产生某种关联性，此时的他人在他看来是“伙伴”，而非“敌人”。“伙伴”源于Mitmenschen，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及其同义词Mitmenschlichkeit都是源自该单词（“über den Ursprung des Strebens nach überlegenheit und des Gemeinschaftsgefühls”），指的是“伙伴”（fellowmenship，Solidarit？t）、人与人（Menschen）是连接在一起（mit）的。
伙伴的存在
将他者视为伙伴，这也是我们下的定义。阿德勒为什么要将他者视为伙伴呢？
阿德勒积极肯定他者的存在，将他者视为“伙伴”，是因为无论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一个人活下去，一定会需要他人的援助和协作。但是，阿德勒并不止于此。不仅仅是“接受”，还需要“给予”。
这里所说的“给予”，可以用“贡献”来代替。不只是接受他人的，也要给予他人，这种想法唯有把对方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时才会产生。正是因为把他人看成是伙伴，才会想为他者做出贡献，如前面所述，做出了贡献，人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问题是总有人认为他者是敌人，自己住在“敌方，处于危险之中”。（《个体心理学讲义》）
“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在剧场看到了一个刚上映的童话。一直到晚年，他都坚信这个世上的确存在卖毒苹果的女人。很多孩子，无法正确理解主题。或者只会大概懂得故事的梗概。作为父母，有义务向孩子解释和说明，直到他们理解到位。这是父母的课题。”（《儿童教育心理学》）
说起孩子的玩具或者游戏，阿德勒认为玩具武器、战争游戏不应该让孩子玩。赞美英雄或战争的书也同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前述著作）
“对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孩子们来讲，一般的社会新闻有可能扭曲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见解。孩子，会认为世间处处都是杀人、犯罪、恶性事故。有关恶性事件的报道，会让孩子们感到沮丧，尤其是对幼小的儿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能从大人的发言中了解到，大人们小时候有多害怕火灾、对火灾的恐惧感是如何折磨他们幼小心灵的。”（前述著作）
这里阿德勒所说的“一般的社会新闻”指的是为大人而写的新闻，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写的。
最近，每次看到新闻报道卷入孩子的恶性事件时，我都很担忧孩子们看到这些报道会不会变得把他者视为敌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地方。
一旦把外部的世界看成是危险的，会有可能以此为理由不去外面，也有可能不再积极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确，这个世界并非“粉红色的世界”（前述著作），也有事故、事件或灾害发生。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采取预防措施是必需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度煽动孩子们产生不安感。我想帮助孩子们不要以为犯罪、事故、灾害就是世间常态。的确，让人痛心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也有人比以前还要关注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我希望孩子们能把这样的大人当成是自己的伙伴。
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影响孩子们的外部影响。（前述著作）孩子们之所以会把他者视为敌人，把世界当成是危险的地方，最大的原因就是来自学校、家庭里大人对孩子的接触、交往方式。
在大人的责骂中长大的孩子，不会重视语言，反而爱感情用事，自然而然地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当然，把大人当成反面教材的孩子也不少，然而，不得不提，孩子爱使用武力、轻视生命，很大原因是受了大人的影响。
虽然方法比较委婉，但是，阿德勒很想把孩子们培养成，不是只考虑自己、觉得自己好就可以的自私的孩子，而是可以替他人考虑的孩子。阿德勒的这种心愿有没有实现了呢？很遗憾，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对他者的贡献
“人生意味着对整体做贡献……生的意义在于贡献、对他者的关心、协助。”［《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学（上）》］
阿德勒称，对这种说法有人会提出反驳唱反调：难道不应该先考虑自己吗？考虑他者，一心谋他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自身的利益怎么办？不会受到影响吗？阿德勒说这种人犯了一个大错。
的确，“给予”是重要的人品之一，但是不能过度。
“人真的想关心他人，想为公共目的而有所作为的话，首先就要照顾好自己。如果给予这件事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自身就得具备这种可给予他人的东西。”（前述著作）
若想给予，自己就要先具备可给予的东西。阿德勒提倡的不是那种为他人做贡献而不考虑自己、牺牲自己的人生方式。阿德勒将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生的人称为“过度适应于社会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确，自我牺牲的人生看起来很伟大很美好，但是我们不可以倡导大家过一种一味为他者牺牲的人生方式。即使有人在站台看到掉在车轨上的人，因为害怕而僵在原地没有施与授予，我们也不能责怪他。
问题是，有些人是把贡献、协助想成是自我牺牲行为，不想为他人做贡献、也不想协助他人。“只对自己感兴趣，把外界视为困难重重的危险地方、把他者视为敌人的孩子。受到‘只考虑自己’式教育的孩子”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对象。（前述著作）这些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协调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只会在意自己，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人。
抱着这种想法，把他者视为敌人的人，实际上，倒不是因为他者是敌人，所以才不会走进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像前面所述，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他者做贡献时，才会觉得自身有价值，而只有认为自己有价值时，人才会有勇气走进与他者的关系之中。然而，将他者视为敌人的人，怎么可能愿意为敌人做贡献呢。因此，也无法感觉到贡献感，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因而拒绝进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
整体的一部分
感觉到自己可以待在某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而最大的欲求。
阿德勒在维也纳设立了一家儿童咨询所。有一次，一个孩子和父母一同来做咨询。当时这个咨询是公开进行的，当众做心理咨询，这在阿德勒派的心理咨询活动中并不罕见。因为阿德勒认为通过观摩他人的咨询过程，也会间接地找到共通点，也会因此而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方向。
但是，在当时心理咨询被公开是受人反对的，都说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父母，都是有害的。（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实际上，孩子们站在很多观众面前做咨询的过程中，反而受到了很大感动，感受到他人与自己产生了共鸣，也得知他人对自己抱有关心。“通过这一过程，孩子们会更加强烈地希望能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儿童教育心理学》）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他者是自己的伙伴。“会更加强烈地希望能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可想而知，他们是感到了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想要为他者做贡献。
有些人把这一想法称为全体主义，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谓是“全体”被人恶意乱用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全体”变得臭名昭著，起因是一党一派统治整体。［田中美知太郎《柏拉图II哲学（1）》］理应考虑国家利益的人，却只专注于谋私利。而且，还假装为整体考虑。这与阿德勒所说的“人是整体的一部分”，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作为军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兵役服务期间趁休假的机会在常去的中央咖啡馆（Cafe Central），在一帮友人面前首次披露“共同体感觉”这一理念。（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考虑到，实质上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的战争不可取，因此，很突然地（给人这种感觉）、开始使用起了“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这个词汇。
那么这个共同体感觉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来听听Sicher是怎么说的。Sicher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性动物”（《政治学》）为论证。他认为，人与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所做的事情是整个关系网中的局部，也是与他者之间的合作协助关系（interdependence）中的一部分。（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人与世界具有无法隔断的关系，不管以什么形式、总会先给予对方。
比如，向池子里投一颗小石子，水面上会形成水波，水波会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人是“整体的一部分”（Sicher， ibid。），不可能被世界隔离、独自生存。人也在不断地接受世界的给予。只有我自己幸福，他人皆不幸，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想要自己幸福，必须得考虑全体的幸福（Sicher， ibid。）。必须考虑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生活在整体里的局部，自己在对整体产生影响、自己和这个世界是相互协助关系。Sicher将这种意识称为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社会觉醒（social awareness）（ibid。）。这和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一致。
然而，就因为提倡“共同体感觉”思想，阿德勒失去了很多友人。因为他们都认为根据价值观而形成的思想并不科学。的确，阿德勒认为个体心理学是价值的心理学、价值的科学（《生活意义》），他也主张共同体感觉是“规范化的理想”。（前述著作）之所以需要将共同体感觉理想化，是因为阿德勒反对人们去适应现有的社会。
我有一次在地铁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坐在我旁边，突然问我“您在读什么书呢？”我们经常会在地铁上看到坐在旁边或对面的人在读书，心里不免会好奇他们在读什么书，但是很少有人会开口问对方。所以当他开口问我这句时，我很惊讶。我告诉他我在读一位精神科医生写的书，他回答道：
“我有抑郁症，周围的人都在劝我住院治疗。大人们告诉我应该适应这个社会。可是，这等于让我死啊。您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他在尽全力反抗别人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社会。个体心理学绝对不是一门教人们如何适应社会的心理学。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的故事（《儿童教育心理学》），社会制度是为个人而存在的，相反的设定是不成立的。的确，个人要想被解救，就得有共同体感觉。但是并不意味着像普洛克路斯忒斯所为，让个人适应社会这张床。
而且，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是“无法到达的理想”（《难教育的孩子们》），绝对不是现有的社会。此处的共同体，是当前自己所属的家庭、学校、职场、社会、国家、人类等，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乃至活着的以及死去的人类等全部都包括在内的整个宇宙。（《理解人类本性》）并不是指大人们说服你一定要适应的现有社会。
相反，有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坚决反对现有社会共通观念和常识的情况。当年纳粹强迫人们做出表态时，很多阿德勒派别的人表示反对纳粹，结果被拉到集中营遭到杀害。阿德勒派曾经一度几近灭绝。（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被称为“social interest”的理由
共同体感觉的原语是Gemeinschaftsgefühl，阿德勒英译时特意选择了social interest这个词汇。共同体感觉的“共同体”，如前面所述，并不是指现有的社会。social interest这个翻译，并不强调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了social上、即对于人际关系的关心（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上。
Gemeinschaftsgefühl，还有其他的翻译，如communal sense、social sense等几个表达方式，其中阿德勒最喜欢的是social interest。他指出这个翻译的优点在于，“关心（interest）比感情（feeling）、感觉（sense）更接近行为”。（Ansbacher， Introduction。 In Adler， The Science of Living）比起被动的个人（reactor），更强调作为行为者（actor）的个人。
“关心”的英语是interest，这在拉丁语中是inter esse（est是esse的三人称单数），即“位于中间，或处于之间”的意思。“抱有关心”是指，对象和我“之间”（inter）有一定的关联性（est）。对方身上发生的事并非与己无关，而是有某种关联性，唯有我们这么认为时，才能算是对他者抱有关心。
关心的对象，并不只是眼前的人。阿德勒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某处的孩子们挨打时，我们应该受到指责。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与我们无关。我总是在想我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Bottome，Alfred Adler： A portrait from life）
对他者的关心
阿德勒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抱有共同体感觉，是指对他人抱有关心。阿德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变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让他们变得也对他人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self interest（对自己的关心）改为social 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
共同体感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可他者的存在、对他人抱有多大关心的标准。而且，有共同体感觉的人关心的不是他人为自己做什么，而是关注自己能为他人做什么。而且，往往并不止于关心，他们会想如何才能将这些关心付诸实践，真正为他人做事，为他人做贡献。
有些人不想认可他者的存在，或者即使认可了他者的存在，也认为整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在转的。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神经症生活方式的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
阿德勒说“对自己的执念”（Ichgebundenheit）才是个体心理学要重点攻击的靶子。（Alfred Adlers Individualpsychologie）
共鸣
阿德勒很重视“共鸣”。要想理解对方，必须先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难教育的孩子们》）比如，“如果换作我的话”把这句挂嘴边，把自己的看法套用在对方身上，（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属性化”），用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要想与对方产生共鸣，并非易事。但这才是共同体感觉的基础。
阿德勒说，“用他人的眼睛看、用他人的耳朵听、用他人的心去感受”（《个体心理学讲义》），这就是共同体感觉的正确定义。不是“自己”，而是以“他人”的眼睛去看、听、感受，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才能获得共同体感觉。
比如，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差点从钢丝上掉下来时，台下的观众看着会十分揪心，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替演员捏一把汗，心里会感觉到恐惧。还有，想要杀人时，不能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所以杀人犯往往都会避免去正视对方充满恐惧的眼睛。看到它，杀人犯就无法对其下手了。杀人时用布去盖住对方的眼睛，这种行为不是替被害人考虑，而是因为杀人犯自己不敢看到对方眼睛才会这样做的。
战争
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杀人行为。阿德勒指出，战争是“为拯救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类文化，必须废除的人类最大灾难”。（《儿童教育心理学》）阿德勒在服兵役期间，趁休假在谈及共同体感觉时，质问他人凭什么不让人们反对战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等于是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行为”。（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有人问作为军医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印象时，他回答作为军医，目睹了人们内心的恐怖和切实的痛苦，他还强烈指责奥地利政府为了继续战争而不停地重复撒谎。阿德勒就是在这个场合上，提到了共同体感觉。
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共鸣”要是放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会如何作解释。战争不停止，是因为人们的共鸣能力、想象力严重不足和严重缺乏而引起的。
战争中总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死去。看到死者的脸，人是无法继续战下去的。发射导弹的士兵会接受专门训练，以确保他们不去联想具体个人的死亡。他们身上的产生共鸣能力以及想象力都会被有意识地、人为地消除掉。战场上明明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流着鲜血死去，然而，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的人，接触到的是已排除了鲜血的、单调干燥的报道而已，他们在看和听这些报道的过程中逐渐麻痹其中，失去共鸣能力。那些毫无打算要赴前线的政治家身上根本找不到共鸣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德勒说过“作为医生所目击的恐惧和痛苦”，他当时是在陆军医院服役，负责评估住院患者出院后能否继续服役。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阿德勒是不同意心理创伤说法的。但是他身为军医，在人与人残酷厮杀的战场上，一定见过不少患有心病的人。在考察阿德勒如何看待战争神经症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阿德勒对于神经症治疗方式的大方向。
治疗方向
怎样才能治疗神经症呢？治疗者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治疗者鼓励患者提起勇气，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基本的应该是帮助患者理解行动、症状之目的，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患者必须改善生活方式。
我们来确认一下什么是神经症生活方式。具体如下：
1。不想解决人生课题。
2。依赖他人。
3。支配他人。
4。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理解人生课题。
5。认为他人皆为敌人。
总结起来，神经症者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只关心自己（self interest）。一方面，把他人视为敌人，同时，只关心他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只关心自己的表现之一。
阿德勒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变得会关心别人（social interest）。这里所说的关心他人（social interest），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的英文表达。整个治疗过程和育儿、教育一样，是培养共同体感觉的过程。
要变得关心他人、而且做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就要先把他人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可以将他人视为伙伴，那么自然而然地想为他人做出贡献。想到自己是以某种方式有用于他人的，也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会给他带来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Salam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Mélètos以该民主派的实力者Anyt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
共鸣（resonance）
本章中提及，他者是和自己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无法用蛮力强行支配。话虽如此，也不能把自己化成无，去迎合他人。自己和他者并不无关，离开和他人的关系，人是无法活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谁都不去支配、也不受人支配、坚持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建立关系呢？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强迫他人，那就是爱与尊敬。“爱我吧”“尊敬我吧”。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来做这些。我们能为了成为一个值得受他人喜欢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但是，仅此而已。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如前面所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是他者的课题，既没法让他者爱上自己也无法让其尊敬自己。既然我们无法用强迫的方式和他者接触，那么接触他人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森有正说道：
“里尔克的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突然毫不犹豫地、明明白白地悟出了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究竟离它有多远等。”（《旅途中的天空》）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森有正将里尔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定义为“共鸣”（resonance，我内心的共鸣）。即不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处于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在对方心中产生共鸣。
我们在后面会谈及“给予勇气”，所谓“给予勇气”，并不是这个词表面上所表达的那样给他人勇气的意思。阿德勒说，勇气这东西只能靠自己从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Adler Speaks）。有勇气的人，会使他人引起共鸣。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勇气会传染”（contagious）的真正含义。（ibid。）
对等关系
有可能产生共鸣的与他者的关系，是对等且横向关系。阿德勒说感觉到完全对等是比较困难的。
“命服侍的人和支配的人从脑子里完全剔除这等关系，感觉到双方是完全对等的，这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性格心理学》）
“感觉到完全对等，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阿德勒这句话放到现在也无人能反驳，这是一件很悲哀的现实，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这句话很正确。
“男性与女性的共生，必须以男女双方不是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是一个劳动共同体为前提。这件事，即便现在也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至少它能作为一个标准来让我们看到人类文化进步了多少、离那个理想还有多少距离、失误是从哪里开始等。”（前述著作）
阿德勒很早就指出对等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今日，男女对等关系，谁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上男性比女性处于优势。即使没有很赤裸裸地说男女不平等，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想法。而且，很少有人认为大人和孩子是对等的。在职场，很多人认为上司比下属要高人一等。不管是哪一种，只是知识、经验、肩上的责任轻重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人是对等的。除非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感觉来渗透到人的内心，而不是作为一个大道理来存在，否则阿德勒所说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被人误解，误用和乱用，给我们带来坏处。阿德勒说。
“如果想一起开心生活，就要彼此将对方视为对等人格。”（《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必须把孩子们当成朋友、当成对等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
阿德勒说“现在还只是个理想”，但是，不管现实如何，阿德勒所说的对等的理念、理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而做出努力。
想要支配人是问题自然要解决，除了这个，对那些想支配自己的人，我们不能采取默许的态度，更不能主动卑躬屈膝地迎合和服从对方。阿德勒说道：“有一种人，对很无聊的事都会表示感谢、还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性格心理学》）“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读到这句，我想起太宰治的《二十世纪的旗手》中一句著名台词“生为人，请原谅”。无论是谁，不是因为他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此时此刻还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用为这个找什么理由。
作为摆脱神经症生活方式的方法，阿德勒的建议是关心他人。这也是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共同体感觉”。本章就来讲讲我们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并建立关系，因为他人和我们自己一样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是无法用蛮力支配的存在。
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着的
人并非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而是和他人一同活着。如果人类只有一个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日语中，“人”是写汉字“人间”两个字，所谓“人”是指“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人脆弱，而是，从本质上来讲人就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大前提，活着的。不是说人本来可以一个人活，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与他者共生；而是，人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社会性的存在。脱离社会和共同体活着的个人是不存在的。
因此，也就有了那句“人类所有烦恼均来自人际关系”。（《个体心理学讲义》）我们每一个人离了人际关系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才会伤脑筋。
作为阻碍前进的他人
如果，人是一个人活着的，那么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人阻止，一个人的世界不会存在正义和邪恶。问题是，人并不是一个人活着的，离开了他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人，包括母亲在内，是保护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婴儿为了生存，必须让父母把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他们不会说话，只能靠哭啼来传达自己的要求。阿德勒说，“婴儿在支配人的同时又不受任何人支配，因此，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存在”。（前述著作）
当然，这种好日子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长大后，婴儿没有必要再为了生存而支配父母和周围的大人。但是，还有一种人，即使没有必要再支配他人，精神上仍然是处于婴儿阶段。这种人将他人当成是阻碍自己前进、干涉自己的存在。
人具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如何行动，但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如此，他人同样也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无法像搬移物体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和指使他人，就如同自己不会按照他人的意愿肆意被支配一样。
正因为如此，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总是很随心所愿。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不可能绝对顺从我们的意愿来行动。所以，阿德勒才会说所有烦恼均来自人际关系。
哲学家森有正，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想做这个，或想做那个。这就是一种“内心催促”。当我们想去实现这个想法时，总会遇到各种障碍。障碍来自人际关系。我们必须得努力克服这种障碍。当有人阻碍我的前进方向时，靠武力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的。如果阻碍我们的是一个小孩子，或许有人会建议“孩子嘛，打他一顿不就好了”，但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该怎么做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呢？
“比如，通过和对方的认真交谈来解决，要么使对方理解自己、要么我们去理解对方，于是原先那个阻碍就不再是阻碍了”（《如何活下去》），不断地重复这种过程，努力克服来自外界的阻碍。
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人帮助我们，这只是出于他的一片好心，帮助我们并不是他的义务。我们无法强行支配他人，也无法利用感情来操纵他人。愤怒，是为了促使他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而制造出来的情绪。既然用武力、用感情都无法操纵别人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用语言去拜托别人。那么，只要是语言就可以达到目的吗？并不是。命令，反而会使人反抗。使用疑问句或假设句，留给对方拒绝的余地，效果反而更佳，更容易被他人所接受。
不过，即使你去恳请对方，对方也有可能拒绝你的要求。即便如此，也只有语言这个方式，才能让他人了解你希望他做什么。有的人认为，即使不说出口对方也应该想到，记住：这是不可能的。
他者的他者
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感觉到有视线，一抬头发现不是人，是模特模型。“还好不是人哎”还会莫名地舒一口气。如果发现注视自己的是人的话，不免会有些害羞。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他者的他者”。就好比我对他者有什么印象、感觉到什么、想到了什么，他者也会对我抱有印象和想法，你会在他者身上，看到主观性。当然，他人并不是一面只单纯映射出外部世界的镜子，而是，接受映射的事物后去解释、感受、思考的存在。你就是被这样一个独立意志的主体所注视的，所以才会感到害羞。
赋予属性
他者是和自己不同的人格。然而，总有人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随意解释他人的行为。
有关自己、世界的解释、定义，罗纳德·大卫·莱恩用“属性化”或“赋予属性”（attribution）等词汇来进行了说明。（Self and Others）
属性是指“事物所具备的特征、性质”。“那朵花真美”，此时的“美丽”是属性（花所具备的性质）。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是我们眼中的“我的属性”。他人怎么看待我们，这是他人给我定义的“我的属性”。这两者有时是不相同的。
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属性和他人所定义的属性不一致时，如果被定义的一方是孩子，往往很难否认大人（父母）给自己加上的属性。此时，对于孩子来讲，父母加上的属性其实是一种命令。孩子说讨厌父母，父母也会很淡定泰然，因为他们心里想“嘴上说讨厌，但是，我知道你内心是喜欢我的”。孩子都说了讨厌父母，父母还能说出这种话采取这种态度，那么此时，孩子与父母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虚伪的关联”（false conjunction）。
孩子自出生，有几年绝对离不开父母的保护，但是随着长大，会学会自立。当他们想要离父母而去时，有的父母不愿意承认“真正的背离”（real disjunction），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来解释孩子、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
即使孩子没有打算离开父母身边，父母与孩子是各自独立的人格，本质上是独立分开的。但是有的父母却要给孩子加上某种属性，建立一种“虚伪的关联”，装作自己和孩子之间毫无隔阂、亲密如初。
所谓理解是指
这种属性赋予是无效的，因为他人必定是超越了这种“理解”。法语中的理解是“comprendre”，具有“包含”“包容”等含义。对他人加以某种属性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包容”的。对方必定会试图反抗和挣脱你的“包容”。
理解，只能是通过包容来实现。至于这个包容是否正确妥当，还有待论证。我们经常见到有的父母斩钉截铁地说了解自己孩子的莫过于是自己。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却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孩子呢，对于父母所定义的属性也是乖乖接受，不会提出任何反驳意见，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常见。要知道孩子并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活着的，对于父母任意加上的属性——和命令性质一样，孩子应该提出反抗和质疑才对。
理想化的他者
《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只看到娜斯塔西亚的照片，就说“这张脸上写满了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或许梅什金公爵看到的只是一个“幻影”而已，然而，他的口气却如此坚定、不容怀疑。这个判断是梅什金公爵根据自己一直以来的经验所得出的，他在娜斯塔西亚的容貌上看到了之前他所接触过的人的身影，想起了和她很相似的人，就把娜斯塔西亚想象成了当年那个人。
森有正，写过有关一位女性的故事，那是他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类似乡愁的感情和朦胧的憧憬和淡淡的欲望。（《Sur les fleuves de babylone》）实际上，森和这位女性连一句话都没有交谈过，夏天结束后，她便离去。尽管这样，森有正说，他觉得对方应该知道自己的感情。这段恋情“在和对方没有任何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完全主观地写成了理想化的美好爱情”。这是森有正心中的“爱的原型之一”，是他心中对该女性毫无顾虑和戒备、毫无计算、百分百纯洁的情感所酿造出来的理想化爱情。森有正知道，“这已然不是她本人，而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爱之原型”。从这一点来讲，或许应该庆幸森有正始终未能和对方正式交谈过，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森有正的心中以“爱之原型”而获得了永生。
交谈
有关他人，不管我们怎么仔细考虑他身上所有的点点滴滴，充其量也只是根据我们对他的印象所得出的判断而已。这种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我们极为主观的想法而已。我们只需和对方交谈几句，就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真正的他者与我们为他定义的属性根本不一致，这也证明了“他者是他者”这一事实。我们对他人所抱有的印象，和现实中的他者不可能100％完全一致。必须认清这一点，这是他者或人格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来成立时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哲学家波多野精一，是这样形容“人格成立”的。走到窗边望着大街上来往的行人。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人虽然被称为“人”，但是严密地讲，不是“人”而是“物”。接着，发现其中一个行人原来是我的朋友。我向他搭话，他也做出了回应。
“我发现那个行人原来是我的朋友。我们俩聊了一会儿。他已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和我交谈、真正采取了某种行动的主体。“人格”唯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成立。”（《宗教哲学》）
通过用语言交谈的过程，他者摆脱了某种“属性”，不再是“单单被观看的客体”。可以说人格离开了用语言交谈等交流活动便无法成立。
我们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他者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只需和对方交谈几句就能得到证实。那么，只要认清这一点，就算是“理解”了作为独立人格的他者吗？不能。不仅如此，即使是一同共事很长时间、交谈过多次的人，我们也不一定是真正理解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当我们构筑对他人的形象时——如果引用前面的说法——我们对他人进行“属性化”时，这个形象或属性往往都没有通过任何方式验证其真伪。很多人认为不用验证，也能理解他者。“我似乎没法真正理解对方”——有的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抱过这种怀疑。不光是人，即使是眼前的东西，不是说看得见、摸得着，你就对它很了解。看错、听错的情况，每天会发生很多次。更何况是人呢。不容易理解，才是正常的。
别说是三言两语，即使进行了一番对话，也很难说就能真正理解对方，不过，为了摆脱属性化，我们需要用对话当作突破口。只是形式上的交谈几句是无法了解对方的，人格也不能真正成立。交谈再多，如果我们对他人抱着自认为的主观看法，而不去承认对方具有超越这些看法的一面，那么，他者只能是以“你自己的看法见解”存在，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格”存在。
每次擦身而过时对方把视线移开，有人认为对方讨厌自己，这是因为他自己想逃避与对方的关系，才会做出如此这般的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是对自己“善”的，是“对自己的好”，这虽然达到了要逃避对方的目的，至于这个解释是否扭曲了事实，有待验证。
如何看待他者
人，离开了人际关系是活不下去的。人的言行举止，在无人的真空状态是进行不下去的。言行举止必定是针对某个“对象”进行的。
至于这个他者，我们是要当作敌人还是当作伙伴呢，根据不同的选择，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也会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人交谈时是否有视线交流来判断。阿德勒说，不敢正视大人视线的孩子往往心里抱着不信任感。（《儿童教育心理学》）这倒不是说一定是心里怀有恶意才会移开视线。但是，即使是在很短的一瞬间，如果他移开了视线，就表示他内心是不太愿意与对方建立关系的。
我们叫孩子过来时，通过他跑过来站立的位置就能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他者的。很多孩子，先选择与对方有一定距离的位置，探探情况，如有需要，再靠近或更加远离对方。
语言，也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只是一个人活着，那就不需要什么语言，也不需要逻辑。（前述著作）使用一种只有自己知道的语言，就无法与他者交流。要想与他者交流、共生，就需要有语言、论理、常识等媒介。对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讲，常识是“私人化”的知识、理性。（《生活意义》）没有常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无法成立。“‘私人化’的的含义，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含义，唯有在和他人的交流中才具有真正意义。”（前述著作）
阿德勒认为，人活着就必须与他人产生某种关联性，此时的他人在他看来是“伙伴”，而非“敌人”。“伙伴”源于Mitmenschen，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及其同义词Mitmenschlichkeit都是源自该单词（“über den Ursprung des Strebens nach überlegenheit und des Gemeinschaftsgefühls”），指的是“伙伴”（fellowmenship，Solidarit？t）、人与人（Menschen）是连接在一起（mit）的。
伙伴的存在
将他者视为伙伴，这也是我们下的定义。阿德勒为什么要将他者视为伙伴呢？
阿德勒积极肯定他者的存在，将他者视为“伙伴”，是因为无论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一个人活下去，一定会需要他人的援助和协作。但是，阿德勒并不止于此。不仅仅是“接受”，还需要“给予”。
这里所说的“给予”，可以用“贡献”来代替。不只是接受他人的，也要给予他人，这种想法唯有把对方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时才会产生。正是因为把他人看成是伙伴，才会想为他者做出贡献，如前面所述，做出了贡献，人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问题是总有人认为他者是敌人，自己住在“敌方，处于危险之中”。（《个体心理学讲义》）
“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在剧场看到了一个刚上映的童话。一直到晚年，他都坚信这个世上的确存在卖毒苹果的女人。很多孩子，无法正确理解主题。或者只会大概懂得故事的梗概。作为父母，有义务向孩子解释和说明，直到他们理解到位。这是父母的课题。”（《儿童教育心理学》）
说起孩子的玩具或者游戏，阿德勒认为玩具武器、战争游戏不应该让孩子玩。赞美英雄或战争的书也同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前述著作）
“对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孩子们来讲，一般的社会新闻有可能扭曲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见解。孩子，会认为世间处处都是杀人、犯罪、恶性事故。有关恶性事件的报道，会让孩子们感到沮丧，尤其是对幼小的儿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能从大人的发言中了解到，大人们小时候有多害怕火灾、对火灾的恐惧感是如何折磨他们幼小心灵的。”（前述著作）
这里阿德勒所说的“一般的社会新闻”指的是为大人而写的新闻，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写的。
最近，每次看到新闻报道卷入孩子的恶性事件时，我都很担忧孩子们看到这些报道会不会变得把他者视为敌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地方。
一旦把外部的世界看成是危险的，会有可能以此为理由不去外面，也有可能不再积极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确，这个世界并非“粉红色的世界”（前述著作），也有事故、事件或灾害发生。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采取预防措施是必需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度煽动孩子们产生不安感。我想帮助孩子们不要以为犯罪、事故、灾害就是世间常态。的确，让人痛心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也有人比以前还要关注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我希望孩子们能把这样的大人当成是自己的伙伴。
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影响孩子们的外部影响。（前述著作）孩子们之所以会把他者视为敌人，把世界当成是危险的地方，最大的原因就是来自学校、家庭里大人对孩子的接触、交往方式。
在大人的责骂中长大的孩子，不会重视语言，反而爱感情用事，自然而然地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当然，把大人当成反面教材的孩子也不少，然而，不得不提，孩子爱使用武力、轻视生命，很大原因是受了大人的影响。
虽然方法比较委婉，但是，阿德勒很想把孩子们培养成，不是只考虑自己、觉得自己好就可以的自私的孩子，而是可以替他人考虑的孩子。阿德勒的这种心愿有没有实现了呢？很遗憾，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对他者的贡献
“人生意味着对整体做贡献……生的意义在于贡献、对他者的关心、协助。”［《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学（上）》］
阿德勒称，对这种说法有人会提出反驳唱反调：难道不应该先考虑自己吗？考虑他者，一心谋他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自身的利益怎么办？不会受到影响吗？阿德勒说这种人犯了一个大错。
的确，“给予”是重要的人品之一，但是不能过度。
“人真的想关心他人，想为公共目的而有所作为的话，首先就要照顾好自己。如果给予这件事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自身就得具备这种可给予他人的东西。”（前述著作）
若想给予，自己就要先具备可给予的东西。阿德勒提倡的不是那种为他人做贡献而不考虑自己、牺牲自己的人生方式。阿德勒将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生的人称为“过度适应于社会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确，自我牺牲的人生看起来很伟大很美好，但是我们不可以倡导大家过一种一味为他者牺牲的人生方式。即使有人在站台看到掉在车轨上的人，因为害怕而僵在原地没有施与授予，我们也不能责怪他。
问题是，有些人是把贡献、协助想成是自我牺牲行为，不想为他人做贡献、也不想协助他人。“只对自己感兴趣，把外界视为困难重重的危险地方、把他者视为敌人的孩子。受到‘只考虑自己’式教育的孩子”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对象。（前述著作）这些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协调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只会在意自己，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人。
抱着这种想法，把他者视为敌人的人，实际上，倒不是因为他者是敌人，所以才不会走进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像前面所述，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他者做贡献时，才会觉得自身有价值，而只有认为自己有价值时，人才会有勇气走进与他者的关系之中。然而，将他者视为敌人的人，怎么可能愿意为敌人做贡献呢。因此，也无法感觉到贡献感，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因而拒绝进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
整体的一部分
感觉到自己可以待在某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而最大的欲求。
阿德勒在维也纳设立了一家儿童咨询所。有一次，一个孩子和父母一同来做咨询。当时这个咨询是公开进行的，当众做心理咨询，这在阿德勒派的心理咨询活动中并不罕见。因为阿德勒认为通过观摩他人的咨询过程，也会间接地找到共通点，也会因此而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方向。
但是，在当时心理咨询被公开是受人反对的，都说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父母，都是有害的。（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实际上，孩子们站在很多观众面前做咨询的过程中，反而受到了很大感动，感受到他人与自己产生了共鸣，也得知他人对自己抱有关心。“通过这一过程，孩子们会更加强烈地希望能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儿童教育心理学》）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他者是自己的伙伴。“会更加强烈地希望能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可想而知，他们是感到了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想要为他者做贡献。
有些人把这一想法称为全体主义，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谓是“全体”被人恶意乱用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全体”变得臭名昭著，起因是一党一派统治整体。［田中美知太郎《柏拉图II哲学（1）》］理应考虑国家利益的人，却只专注于谋私利。而且，还假装为整体考虑。这与阿德勒所说的“人是整体的一部分”，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作为军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兵役服务期间趁休假的机会在常去的中央咖啡馆（Cafe Central），在一帮友人面前首次披露“共同体感觉”这一理念。（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考虑到，实质上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的战争不可取，因此，很突然地（给人这种感觉）、开始使用起了“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这个词汇。
那么这个共同体感觉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来听听Sicher是怎么说的。Sicher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性动物”（《政治学》）为论证。他认为，人与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所做的事情是整个关系网中的局部，也是与他者之间的合作协助关系（interdependence）中的一部分。（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人与世界具有无法隔断的关系，不管以什么形式、总会先给予对方。
比如，向池子里投一颗小石子，水面上会形成水波，水波会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人是“整体的一部分”（Sicher， ibid。），不可能被世界隔离、独自生存。人也在不断地接受世界的给予。只有我自己幸福，他人皆不幸，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想要自己幸福，必须得考虑全体的幸福（Sicher， ibid。）。必须考虑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生活在整体里的局部，自己在对整体产生影响、自己和这个世界是相互协助关系。Sicher将这种意识称为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社会觉醒（social awareness）（ibid。）。这和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一致。
然而，就因为提倡“共同体感觉”思想，阿德勒失去了很多友人。因为他们都认为根据价值观而形成的思想并不科学。的确，阿德勒认为个体心理学是价值的心理学、价值的科学（《生活意义》），他也主张共同体感觉是“规范化的理想”。（前述著作）之所以需要将共同体感觉理想化，是因为阿德勒反对人们去适应现有的社会。
我有一次在地铁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坐在我旁边，突然问我“您在读什么书呢？”我们经常会在地铁上看到坐在旁边或对面的人在读书，心里不免会好奇他们在读什么书，但是很少有人会开口问对方。所以当他开口问我这句时，我很惊讶。我告诉他我在读一位精神科医生写的书，他回答道：
“我有抑郁症，周围的人都在劝我住院治疗。大人们告诉我应该适应这个社会。可是，这等于让我死啊。您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他在尽全力反抗别人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社会。个体心理学绝对不是一门教人们如何适应社会的心理学。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的故事（《儿童教育心理学》），社会制度是为个人而存在的，相反的设定是不成立的。的确，个人要想被解救，就得有共同体感觉。但是并不意味着像普洛克路斯忒斯所为，让个人适应社会这张床。
而且，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是“无法到达的理想”（《难教育的孩子们》），绝对不是现有的社会。此处的共同体，是当前自己所属的家庭、学校、职场、社会、国家、人类等，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乃至活着的以及死去的人类等全部都包括在内的整个宇宙。（《理解人类本性》）并不是指大人们说服你一定要适应的现有社会。
相反，有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坚决反对现有社会共通观念和常识的情况。当年纳粹强迫人们做出表态时，很多阿德勒派别的人表示反对纳粹，结果被拉到集中营遭到杀害。阿德勒派曾经一度几近灭绝。（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被称为“social interest”的理由
共同体感觉的原语是Gemeinschaftsgefühl，阿德勒英译时特意选择了social interest这个词汇。共同体感觉的“共同体”，如前面所述，并不是指现有的社会。social interest这个翻译，并不强调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了social上、即对于人际关系的关心（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上。
Gemeinschaftsgefühl，还有其他的翻译，如communal sense、social sense等几个表达方式，其中阿德勒最喜欢的是social interest。他指出这个翻译的优点在于，“关心（interest）比感情（feeling）、感觉（sense）更接近行为”。（Ansbacher， Introduction。 In Adler， The Science of Living）比起被动的个人（reactor），更强调作为行为者（actor）的个人。
“关心”的英语是interest，这在拉丁语中是inter esse（est是esse的三人称单数），即“位于中间，或处于之间”的意思。“抱有关心”是指，对象和我“之间”（inter）有一定的关联性（est）。对方身上发生的事并非与己无关，而是有某种关联性，唯有我们这么认为时，才能算是对他者抱有关心。
关心的对象，并不只是眼前的人。阿德勒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某处的孩子们挨打时，我们应该受到指责。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与我们无关。我总是在想我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Bottome，Alfred Adler： A portrait from life）
对他者的关心
阿德勒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抱有共同体感觉，是指对他人抱有关心。阿德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变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让他们变得也对他人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self interest（对自己的关心）改为social 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
共同体感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可他者的存在、对他人抱有多大关心的标准。而且，有共同体感觉的人关心的不是他人为自己做什么，而是关注自己能为他人做什么。而且，往往并不止于关心，他们会想如何才能将这些关心付诸实践，真正为他人做事，为他人做贡献。
有些人不想认可他者的存在，或者即使认可了他者的存在，也认为整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在转的。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神经症生活方式的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
阿德勒说“对自己的执念”（Ichgebundenheit）才是个体心理学要重点攻击的靶子。（Alfred Adlers Individualpsychologie）
共鸣
阿德勒很重视“共鸣”。要想理解对方，必须先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难教育的孩子们》）比如，“如果换作我的话”把这句挂嘴边，把自己的看法套用在对方身上，（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属性化”），用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要想与对方产生共鸣，并非易事。但这才是共同体感觉的基础。
阿德勒说，“用他人的眼睛看、用他人的耳朵听、用他人的心去感受”（《个体心理学讲义》），这就是共同体感觉的正确定义。不是“自己”，而是以“他人”的眼睛去看、听、感受，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才能获得共同体感觉。
比如，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差点从钢丝上掉下来时，台下的观众看着会十分揪心，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替演员捏一把汗，心里会感觉到恐惧。还有，想要杀人时，不能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所以杀人犯往往都会避免去正视对方充满恐惧的眼睛。看到它，杀人犯就无法对其下手了。杀人时用布去盖住对方的眼睛，这种行为不是替被害人考虑，而是因为杀人犯自己不敢看到对方眼睛才会这样做的。
战争
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杀人行为。阿德勒指出，战争是“为拯救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类文化，必须废除的人类最大灾难”。（《儿童教育心理学》）阿德勒在服兵役期间，趁休假在谈及共同体感觉时，质问他人凭什么不让人们反对战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等于是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行为”。（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有人问作为军医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印象时，他回答作为军医，目睹了人们内心的恐怖和切实的痛苦，他还强烈指责奥地利政府为了继续战争而不停地重复撒谎。阿德勒就是在这个场合上，提到了共同体感觉。
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共鸣”要是放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会如何作解释。战争不停止，是因为人们的共鸣能力、想象力严重不足和严重缺乏而引起的。
战争中总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死去。看到死者的脸，人是无法继续战下去的。发射导弹的士兵会接受专门训练，以确保他们不去联想具体个人的死亡。他们身上的产生共鸣能力以及想象力都会被有意识地、人为地消除掉。战场上明明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流着鲜血死去，然而，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的人，接触到的是已排除了鲜血的、单调干燥的报道而已，他们在看和听这些报道的过程中逐渐麻痹其中，失去共鸣能力。那些毫无打算要赴前线的政治家身上根本找不到共鸣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德勒说过“作为医生所目击的恐惧和痛苦”，他当时是在陆军医院服役，负责评估住院患者出院后能否继续服役。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阿德勒是不同意心理创伤说法的。但是他身为军医，在人与人残酷厮杀的战场上，一定见过不少患有心病的人。在考察阿德勒如何看待战争神经症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阿德勒对于神经症治疗方式的大方向。
治疗方向
怎样才能治疗神经症呢？治疗者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治疗者鼓励患者提起勇气，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基本的应该是帮助患者理解行动、症状之目的，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患者必须改善生活方式。
我们来确认一下什么是神经症生活方式。具体如下：
1。不想解决人生课题。
2。依赖他人。
3。支配他人。
4。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理解人生课题。
5。认为他人皆为敌人。
总结起来，神经症者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只关心自己（self interest）。一方面，把他人视为敌人，同时，只关心他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只关心自己的表现之一。
阿德勒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变得会关心别人（social interest）。这里所说的关心他人（social interest），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的英文表达。整个治疗过程和育儿、教育一样，是培养共同体感觉的过程。
要变得关心他人、而且做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就要先把他人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可以将他人视为伙伴，那么自然而然地想为他人做出贡献。想到自己是以某种方式有用于他人的，也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会给他带来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Salam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Mélètos以该民主派的实力者Anyt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
共鸣（resonance）
本章中提及，他者是和自己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无法用蛮力强行支配。话虽如此，也不能把自己化成无，去迎合他人。自己和他者并不无关，离开和他人的关系，人是无法活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谁都不去支配、也不受人支配、坚持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建立关系呢？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强迫他人，那就是爱与尊敬。“爱我吧”“尊敬我吧”。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来做这些。我们能为了成为一个值得受他人喜欢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但是，仅此而已。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如前面所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是他者的课题，既没法让他者爱上自己也无法让其尊敬自己。既然我们无法用强迫的方式和他者接触，那么接触他人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森有正说道：
“里尔克的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突然毫不犹豫地、明明白白地悟出了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究竟离它有多远等。”（《旅途中的天空》）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森有正将里尔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定义为“共鸣”（resonance，我内心的共鸣）。即不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处于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在对方心中产生共鸣。
我们在后面会谈及“给予勇气”，所谓“给予勇气”，并不是这个词表面上所表达的那样给他人勇气的意思。阿德勒说，勇气这东西只能靠自己从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Adler Speaks）。有勇气的人，会使他人引起共鸣。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勇气会传染”（contagious）的真正含义。（ibid。）
对等关系
有可能产生共鸣的与他者的关系，是对等且横向关系。阿德勒说感觉到完全对等是比较困难的。
“命服侍的人和支配的人从脑子里完全剔除这等关系，感觉到双方是完全对等的，这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性格心理学》）
“感觉到完全对等，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阿德勒这句话放到现在也无人能反驳，这是一件很悲哀的现实，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这句话很正确。
“男性与女性的共生，必须以男女双方不是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是一个劳动共同体为前提。这件事，即便现在也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至少它能作为一个标准来让我们看到人类文化进步了多少、离那个理想还有多少距离、失误是从哪里开始等。”（前述著作）
阿德勒很早就指出对等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今日，男女对等关系，谁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上男性比女性处于优势。即使没有很赤裸裸地说男女不平等，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想法。而且，很少有人认为大人和孩子是对等的。在职场，很多人认为上司比下属要高人一等。不管是哪一种，只是知识、经验、肩上的责任轻重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人是对等的。除非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感觉来渗透到人的内心，而不是作为一个大道理来存在，否则阿德勒所说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被人误解，误用和乱用，给我们带来坏处。阿德勒说。
“如果想一起开心生活，就要彼此将对方视为对等人格。”（《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必须把孩子们当成朋友、当成对等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
阿德勒说“现在还只是个理想”，但是，不管现实如何，阿德勒所说的对等的理念、理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而做出努力。
想要支配人是问题自然要解决，除了这个，对那些想支配自己的人，我们不能采取默许的态度，更不能主动卑躬屈膝地迎合和服从对方。阿德勒说道：“有一种人，对很无聊的事都会表示感谢、还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性格心理学》）“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读到这句，我想起太宰治的《二十世纪的旗手》中一句著名台词“生为人，请原谅”。无论是谁，不是因为他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此时此刻还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用为这个找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