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书友：十月花末、方块=板砖，谢谢打赏！！！
正常情况下，文攻武卫是比较常见的方式，文明人嘛，当然要先动嘴理论一下，文的不行再来武力交锋。不过在中国土地上演的是武攻文卫。
日军从一开始就采取武攻，而国民政府则采取文卫，从九一八之夜开始一直都是如此。
这并不能说明民国有多么文明，实实在在的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习惯了弯着腰，骨头不够硬的后遗症。
历史总是这样的重复，好像也从不缺少这种现象，耳朵都长出茧子了：我国政府将严格按照联合国章程办事，处理国际事务。有什么事大家可以坐下来谈，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日本军队的武力进攻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南方政府以及张学良似乎还是抱守残缺，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策略。
对于锦州，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委员长从一开始对外都表明了要“死守”的态度，尤其是蒋委员长，他希望张学良守住锦州，却又不想把自己卷进去。
张学良守住锦州通道，日本人就进不来关内，也就根本不可能威胁到蒋委员长的政府，天下无忧矣！
至于张学良如果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委员长倒是乐意看到。
毕竟，借日本人的手削弱东北这个大军阀，对姜委员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至少，蒋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而张学良所谓的死守，其实也就保留在口头上而已。
老百姓迫切希望政府以及东北军奋起抵抗，赶走日本军队。
在东北有一个自发的武装力量奉天义勇军都可以打的日本人满地找牙，为何几十万的东北军以及有百万军队的政府军反倒是不敢与日本对阵，老百姓真的糊涂了。
蒋委员长想耍什么花招瞒不住张学良，大概张学良最担心的恐怕也是这一点。
从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张学良就紧盯住民国政府的态度。
言外之意，只要全国抗战，东北军没有理由不抗战。
想让东北军独挑大梁，大概张学良压根就没有想过。
老百姓除了抗议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态度，尽管国内的罢工、****此起彼伏，都难以动摇姜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
尽管此时蒋委员长没有统一全国的军队，但是，他占据大统，至少有义务号召全国抗战。
他做了吗？
没有，姜委员长任由日军在东北横行，作为国家首脑人物他却没有号令全**队组织抗战。
一个东北军司令，一个全国统帅，他两个人无论如何辩解都逃脱不了国土沦丧的罪责。
至于后人粉饰，说什么民国政府没有准备好，要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云云。
这是理由吗？
两国都这样了，还等你准备好了再打，脑子有木有毛病？
戒急用忍，这个陈词滥调真的很操蛋！
对于政府的忍，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见惯了。
专家们经常对老百姓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战争只能打断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经济发展进程。
言外之意，还是要忍。
可你看一看，一个小国，芝麻大点的土地，很弱吧？
你若是动他一点土地试一试？小国也会呲牙咧嘴，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试问，他们准备好了吗？
就算准备好了，有用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涉及到领土，只要是一个负责人的政府，他就没有退路，只有拼。
也只有敢拼，才会让对付不敢轻易妄动。
中国的决心越大，敌对一方便会衡量其侵略的后果，代价如果太大的话，也只能收回利爪。
大概是中国土地太大，撞我掌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大概不在乎领土少一点，所以，老百姓经常听到政府的代言人告诫说，我们要忍。
甚至，连一些弱小的国家都想从这个大国身上挖点肉。
尤其是文人当政时期，历代不乏这样的例子，忍！
日本人占领了朝鲜半岛，忍了。
日本人占领辽东，忍了。
现在进入辽西，还是忍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河北，最终进军中原腹地，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历史就是这样上演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忍，鼓励和放大了日本的野心。
中国人忍到骨子里了，今天是，明天还是，见的多了。
吉林沦陷后，南方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12月2日，国民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尼玛，是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而不是中国的满意。
这都算些什么？
中国人的脊梁从宋朝开始一点点的弯曲，一直到现在简直要弯到了地面，这是何其悲哀的境地！
八年抗战之后，中国人涌现出多少抗战勇士，可见，我们的民族不缺血性男儿。
那么，我们缺什么？
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担当、有魄力的领导者而已。
不难看出张学良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奉天义勇军坚决抵抗日军，并取得了辉煌战绩，似乎日军也没有多么的可怕。
张学良有两次机会保住东北，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的开始，日军在东北的兵力空虚，在第二师团主力被消灭的时候，东北军迅速出兵，切断朝鲜半岛通往东北的路径。
第二次是奉天义勇军消灭了第二十师团的时候，日军后续军队还没有抵达东北，如果东北军迅速出关。
毕竟，日本政府处于历史最困难的时期，当看到东北军强硬的立场之后，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恐怕日本政府很难做出开战的决定。
可惜，张学良没有抓住机会。
当然，国民政府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致使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一方面张学良还紧盯着南方政府的姿态，希望姜委员长动员全国抗战。
姜委员长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内心却希望张学良自己承担起阻止日军行动的责任。
面对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南方政府不想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仍然在努力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虽然张学良在锦州陈兵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一旦获知南方政府寻求国联和西方势力调解，企图在锦州建立中立区，张学良马上放弃了抵抗的决心，转头积极寻求设立中立区。
南方政府刚刚表明了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
11月底，张学良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开始就“锦州中立化”问题展开直接交涉。
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方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他们要拿下的是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也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极其被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国民中央政治会议也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张学良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
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姜委员长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之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
张学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更多的心思是希望南方政府参与作战，而不是仅仅依靠东北军单独抵挡日军。
张学良在这里耍小心眼，可惜，姜委员长不上套，一边让张学良守住锦州，政府军却按兵不动。
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一切。
姜委员长是铁了心地剿灭盘踞在江西的兵匪，语重心长地劝说小张子肩负起抗日的重任。
这两位各怀鬼胎，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唯独让日本人钻空子，轻而易举夺下锦州。
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稍事抵抗便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自从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军队进入东北，摆在锦州面前的也没有多少军队，仅仅是一两个混成旅团为先导抵近锦州，并从朝鲜调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到了12月28日，混成第7旅渡过辽河进攻锦州。
而东北军主力早已遵从张学良的命令撤离到河北滦河地区，至1月2日锦州失守，日军兵不刃血拿下锦州。
正常情况下，文攻武卫是比较常见的方式，文明人嘛，当然要先动嘴理论一下，文的不行再来武力交锋。不过在中国土地上演的是武攻文卫。
日军从一开始就采取武攻，而国民政府则采取文卫，从九一八之夜开始一直都是如此。
这并不能说明民国有多么文明，实实在在的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习惯了弯着腰，骨头不够硬的后遗症。
历史总是这样的重复，好像也从不缺少这种现象，耳朵都长出茧子了：我国政府将严格按照联合国章程办事，处理国际事务。有什么事大家可以坐下来谈，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日本军队的武力进攻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南方政府以及张学良似乎还是抱守残缺，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策略。
对于锦州，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委员长从一开始对外都表明了要“死守”的态度，尤其是蒋委员长，他希望张学良守住锦州，却又不想把自己卷进去。
张学良守住锦州通道，日本人就进不来关内，也就根本不可能威胁到蒋委员长的政府，天下无忧矣！
至于张学良如果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委员长倒是乐意看到。
毕竟，借日本人的手削弱东北这个大军阀，对姜委员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至少，蒋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而张学良所谓的死守，其实也就保留在口头上而已。
老百姓迫切希望政府以及东北军奋起抵抗，赶走日本军队。
在东北有一个自发的武装力量奉天义勇军都可以打的日本人满地找牙，为何几十万的东北军以及有百万军队的政府军反倒是不敢与日本对阵，老百姓真的糊涂了。
蒋委员长想耍什么花招瞒不住张学良，大概张学良最担心的恐怕也是这一点。
从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张学良就紧盯住民国政府的态度。
言外之意，只要全国抗战，东北军没有理由不抗战。
想让东北军独挑大梁，大概张学良压根就没有想过。
老百姓除了抗议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态度，尽管国内的罢工、****此起彼伏，都难以动摇姜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
尽管此时蒋委员长没有统一全国的军队，但是，他占据大统，至少有义务号召全国抗战。
他做了吗？
没有，姜委员长任由日军在东北横行，作为国家首脑人物他却没有号令全**队组织抗战。
一个东北军司令，一个全国统帅，他两个人无论如何辩解都逃脱不了国土沦丧的罪责。
至于后人粉饰，说什么民国政府没有准备好，要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云云。
这是理由吗？
两国都这样了，还等你准备好了再打，脑子有木有毛病？
戒急用忍，这个陈词滥调真的很操蛋！
对于政府的忍，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见惯了。
专家们经常对老百姓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战争只能打断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经济发展进程。
言外之意，还是要忍。
可你看一看，一个小国，芝麻大点的土地，很弱吧？
你若是动他一点土地试一试？小国也会呲牙咧嘴，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试问，他们准备好了吗？
就算准备好了，有用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涉及到领土，只要是一个负责人的政府，他就没有退路，只有拼。
也只有敢拼，才会让对付不敢轻易妄动。
中国的决心越大，敌对一方便会衡量其侵略的后果，代价如果太大的话，也只能收回利爪。
大概是中国土地太大，撞我掌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大概不在乎领土少一点，所以，老百姓经常听到政府的代言人告诫说，我们要忍。
甚至，连一些弱小的国家都想从这个大国身上挖点肉。
尤其是文人当政时期，历代不乏这样的例子，忍！
日本人占领了朝鲜半岛，忍了。
日本人占领辽东，忍了。
现在进入辽西，还是忍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河北，最终进军中原腹地，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历史就是这样上演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忍，鼓励和放大了日本的野心。
中国人忍到骨子里了，今天是，明天还是，见的多了。
吉林沦陷后，南方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12月2日，国民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尼玛，是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而不是中国的满意。
这都算些什么？
中国人的脊梁从宋朝开始一点点的弯曲，一直到现在简直要弯到了地面，这是何其悲哀的境地！
八年抗战之后，中国人涌现出多少抗战勇士，可见，我们的民族不缺血性男儿。
那么，我们缺什么？
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担当、有魄力的领导者而已。
不难看出张学良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奉天义勇军坚决抵抗日军，并取得了辉煌战绩，似乎日军也没有多么的可怕。
张学良有两次机会保住东北，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的开始，日军在东北的兵力空虚，在第二师团主力被消灭的时候，东北军迅速出兵，切断朝鲜半岛通往东北的路径。
第二次是奉天义勇军消灭了第二十师团的时候，日军后续军队还没有抵达东北，如果东北军迅速出关。
毕竟，日本政府处于历史最困难的时期，当看到东北军强硬的立场之后，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恐怕日本政府很难做出开战的决定。
可惜，张学良没有抓住机会。
当然，国民政府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致使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一方面张学良还紧盯着南方政府的姿态，希望姜委员长动员全国抗战。
姜委员长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内心却希望张学良自己承担起阻止日军行动的责任。
面对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南方政府不想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仍然在努力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虽然张学良在锦州陈兵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一旦获知南方政府寻求国联和西方势力调解，企图在锦州建立中立区，张学良马上放弃了抵抗的决心，转头积极寻求设立中立区。
南方政府刚刚表明了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
11月底，张学良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开始就“锦州中立化”问题展开直接交涉。
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方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他们要拿下的是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也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极其被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国民中央政治会议也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张学良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
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姜委员长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之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
张学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更多的心思是希望南方政府参与作战，而不是仅仅依靠东北军单独抵挡日军。
张学良在这里耍小心眼，可惜，姜委员长不上套，一边让张学良守住锦州，政府军却按兵不动。
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一切。
姜委员长是铁了心地剿灭盘踞在江西的兵匪，语重心长地劝说小张子肩负起抗日的重任。
这两位各怀鬼胎，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唯独让日本人钻空子，轻而易举夺下锦州。
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稍事抵抗便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自从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军队进入东北，摆在锦州面前的也没有多少军队，仅仅是一两个混成旅团为先导抵近锦州，并从朝鲜调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到了12月28日，混成第7旅渡过辽河进攻锦州。
而东北军主力早已遵从张学良的命令撤离到河北滦河地区，至1月2日锦州失守，日军兵不刃血拿下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