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银河英雄传说》即将在英国连载，而挖了大坑的周赫煊则潇洒地登船回国。
随行的除了费雯丽以外，还有英国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以及英国戏剧界泰斗萧伯纳。
英国独立工党已经完成换届选举，新任党魁叫乔治·兰斯伯里，不过要等到10月份才正式上任。也即是说，阿瑟·亨德森这个英国前外交大臣，已经丢掉了一切党政职务，变成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可以毫无拘束的跑去中国访问。
远洋旅途之中，阿瑟·亨德森与萧伯纳聊得很愉快。他们是老朋友了，而且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不断讨论着工党的未来，以及如何在英国施行渐进社会主义。
周赫煊离开中国的这三个多月，发生了许多大事。
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国军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栗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
随行的除了费雯丽以外，还有英国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以及英国戏剧界泰斗萧伯纳。
英国独立工党已经完成换届选举，新任党魁叫乔治·兰斯伯里，不过要等到10月份才正式上任。也即是说，阿瑟·亨德森这个英国前外交大臣，已经丢掉了一切党政职务，变成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可以毫无拘束的跑去中国访问。
远洋旅途之中，阿瑟·亨德森与萧伯纳聊得很愉快。他们是老朋友了，而且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不断讨论着工党的未来，以及如何在英国施行渐进社会主义。
周赫煊离开中国的这三个多月，发生了许多大事。
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国军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栗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