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黝黑发亮的蓝钢列车拖着长长的笛音缓缓地驶离了广州站，在炙热的ri光投she进来之后，第5号车厢的帘布才恋恋不舍地被拉满，这是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全是一间间隔离开来的软卧，通常都是给在华外国商务贵宾准备的，不过今天整节车厢都成了丘吉尔代表团的所在。
天气很热，空气中仿佛能直接拧出水来，虽然车站反面已尽可能地为头等车厢的旅客们准备了冰块，但依然显得无济于事。丘吉尔的大胖圆脸上时不时有一滴汗珠滚落下来，偏生这家伙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死活不肯将那身绅士礼服脱掉——也不知道已吸收了多少汗水。
不过，虽然天气糟糕的可以，但丘吉尔却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神情流露出来，亦或者说，他的心思全在如今微妙的国际形势上了。
对beijing方面传递来的消息及背后可堪玩味的潜台词，他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zhengfu在**裸地摆谱！不过，眼下大英帝国还真的不能在这种问题上与中国较真，充其量只能捏着鼻子装不知道了。
所谓走海路风险大的借口是他压根不会采信的，再借给ri本zhengfu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海上攻击英国船，但海路的速度实在是慢了点，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速度还是越快越好，广京铁路相对而言就具有比较优势。从另外一个角度，丘吉尔也能隐隐约约推测秦时竹的想法：历来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凭借着坚船利炮直入大沽口在天津登陆的。在天津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战斗。满满地都是仇恨。而除了战斗之外，哪怕是各国使节从大沽口平和登陆，也被看做是屈辱的象征，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些“洋大人”又要提出中国方面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接受的要求。在中国已是国联五强的时代，这种屈辱更加地不能令人接受。
此次丘吉尔动身赴京，当然是抱着交好中国方面的立场去的，无意再在这个关键点上失分。这只是旅途开始时的小插曲，丘吉尔也算得上是能屈能伸的人物。不会太在意这些个小节，他现在满脑子盘算的如何完成使命——伦敦方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请示予以了同意，并且反复告诫他务必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尽快推动中ri议和，使远东地区能够形成有利于英国的新的均衡；第二，务必要遏制住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滨海共和国眼下的局势更是当务之急。
在他看来。这两个目标无论哪个都不好实现，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形成成熟的预案，更谈不上与自己的随从们商量，好在到beijing至少还有2天2夜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忧虑或者困惑，反而换上一付如释重负的神情。
“这见鬼的天气。简直就在蒸笼里面一样。”嘟囔了一句不列颠最擅长的天气，他拉开了话题，“都说说看，先生们，对于今天我们所将面临的情形有什么观点？”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者说，你们观察到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变化。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呢……”
“大臣阁下，我很愿意就一些话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外交部常驻香港的官员，莫德迅经常往来两地，也给自己取了一个看上去异常中国化的名字，“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大。仅以广州为例，这座城市作为南方革命党的心脏城市，在中国革命以后变化得非常快，特别是在秦时竹政权确立全国统治后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作为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官员，莫德迅对于广州的认识有着直观的感受，他从黄花岗举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陆战队进广州城定乱，将十余年将广州城的政治动荡讲述了一遍，同时又描绘了现今的广州经济情况——广州是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已形成了造船、机械、纺织、外贸和建筑五大支柱产业，在中国国内的重要地位仅次于上海。
“听上去发展得不错。”丘吉尔点点头，“有多少是beijing方面的功劳？”
“谦虚一点的说，beijing方面占了50%，香港方面占了30%，本地jing英占了20%。如果不谦虚的说，beijing方面的功劳在95%以上。”
“这样是否太夸张了一点？”随行的秘书插话道，“虽然广京铁路的开通加深了与beijing的联系，但两者间毕竟间隔遥远——这个距离可是比伦敦到巴黎或者柏林的距离要大得多。”
“丝毫没有夸张。”莫德迅认真地解释道，“广州的秩序，是国防军带来的，在他们入驻以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不稳定情况；广州的资本，是辽阳集团引来的，确切地说，在辽阳集团投下巨资后，南洋的中国华侨才被吸引过来投资；广州的社会秩序与管理制度是beijing方面确定的，甚至于派遣官员到香港学习市政管理办法的决策也是beijing方面制定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丘吉尔把玩着他心爱的烟斗问道，“秦时竹不是号称最讨厌租界和租借地么？怎么会派官员向我们学习？”
“这一点上我没有夸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治安管理，无论是市政建设还是社会维护，广州一直以来都在学习香港的做法，一些年青官员——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被派遣过来学习，回去后过不了几年就变成了所在部门的骨干。您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而是密如织网、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因为市长3-4年就会更换，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20年。更要紧的是，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因此在很多方面，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更直接……”莫德迅耸耸肩，“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minzhu体制的不健全，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发，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更何况，谁都承认，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minzhu体制，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
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不仅香港，上海的工部局、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
“阁下，我刚才说的是广州自身的变化，不过，这还不算粤港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是目前的人员流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有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去？”
“可以这么说，但也有更多的人跑回中国去。”
丘吉尔笑了，拍拍莫德迅的肩膀：“你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
“不，前段时间我利用空余时间做过分析。到香港来的中国人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斗争中失意的军阀政客，以及在竞争中被排挤出来的土豪，以及在治安整肃中被清扫出来的黑道头面人物；而另一类则是刚刚脱离了土地，差不多除了随身衣物外别无他物的赤贫人士……前一类主要是消费者，除了钱没有特别的贡献，反而经常发生事端；后一类虽然为香港低端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但几乎都是文盲，只能做最简单、无用的重复劳动。”莫德迅将声音提高了八度，“而离开的人呢？除了一部分其他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力及其家属……”
丘吉尔的脸se开始凝重起来，“你的意思是，香港的产业熟练工人正在逐步流失？”
“没错，正是这个迹象。一方面是因为广州更为优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产业迁移，带动着工人随同前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有大量与香港类似的产业，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无形中就把人员给吸引走了。”莫德迅介绍道，“同样一个工人，到了广州之后能多拿15-30%的薪水，哪怕是同样的薪水，因为广州物价更低，他们能剩余更多。”
丘吉尔沉住气，问道：“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接到相关汇报？”
莫德迅苦笑一声，别看他在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真到了英国国内其实什么也不是——别说他没有写这个报告，即便写了，也不见得能够呈递到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手中，倘若没有这次赴京之行，他们之间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可不想自讨没趣。丘吉尔也就是下意识地一问，以他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洞察力，下一秒钟就完全明白了其间的前因后果。
他拍拍对方的肩膀：“这次与中国方面谈判，你就做我的特别助手，我认为你要比beijing城里只知道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可靠得多了。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绝对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未完待续。（.）。)
天气很热，空气中仿佛能直接拧出水来，虽然车站反面已尽可能地为头等车厢的旅客们准备了冰块，但依然显得无济于事。丘吉尔的大胖圆脸上时不时有一滴汗珠滚落下来，偏生这家伙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死活不肯将那身绅士礼服脱掉——也不知道已吸收了多少汗水。
不过，虽然天气糟糕的可以，但丘吉尔却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神情流露出来，亦或者说，他的心思全在如今微妙的国际形势上了。
对beijing方面传递来的消息及背后可堪玩味的潜台词，他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zhengfu在**裸地摆谱！不过，眼下大英帝国还真的不能在这种问题上与中国较真，充其量只能捏着鼻子装不知道了。
所谓走海路风险大的借口是他压根不会采信的，再借给ri本zhengfu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海上攻击英国船，但海路的速度实在是慢了点，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速度还是越快越好，广京铁路相对而言就具有比较优势。从另外一个角度，丘吉尔也能隐隐约约推测秦时竹的想法：历来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凭借着坚船利炮直入大沽口在天津登陆的。在天津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战斗。满满地都是仇恨。而除了战斗之外，哪怕是各国使节从大沽口平和登陆，也被看做是屈辱的象征，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些“洋大人”又要提出中国方面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接受的要求。在中国已是国联五强的时代，这种屈辱更加地不能令人接受。
此次丘吉尔动身赴京，当然是抱着交好中国方面的立场去的，无意再在这个关键点上失分。这只是旅途开始时的小插曲，丘吉尔也算得上是能屈能伸的人物。不会太在意这些个小节，他现在满脑子盘算的如何完成使命——伦敦方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请示予以了同意，并且反复告诫他务必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尽快推动中ri议和，使远东地区能够形成有利于英国的新的均衡；第二，务必要遏制住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滨海共和国眼下的局势更是当务之急。
在他看来。这两个目标无论哪个都不好实现，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形成成熟的预案，更谈不上与自己的随从们商量，好在到beijing至少还有2天2夜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忧虑或者困惑，反而换上一付如释重负的神情。
“这见鬼的天气。简直就在蒸笼里面一样。”嘟囔了一句不列颠最擅长的天气，他拉开了话题，“都说说看，先生们，对于今天我们所将面临的情形有什么观点？”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者说，你们观察到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变化。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呢……”
“大臣阁下，我很愿意就一些话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外交部常驻香港的官员，莫德迅经常往来两地，也给自己取了一个看上去异常中国化的名字，“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大。仅以广州为例，这座城市作为南方革命党的心脏城市，在中国革命以后变化得非常快，特别是在秦时竹政权确立全国统治后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作为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官员，莫德迅对于广州的认识有着直观的感受，他从黄花岗举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陆战队进广州城定乱，将十余年将广州城的政治动荡讲述了一遍，同时又描绘了现今的广州经济情况——广州是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已形成了造船、机械、纺织、外贸和建筑五大支柱产业，在中国国内的重要地位仅次于上海。
“听上去发展得不错。”丘吉尔点点头，“有多少是beijing方面的功劳？”
“谦虚一点的说，beijing方面占了50%，香港方面占了30%，本地jing英占了20%。如果不谦虚的说，beijing方面的功劳在95%以上。”
“这样是否太夸张了一点？”随行的秘书插话道，“虽然广京铁路的开通加深了与beijing的联系，但两者间毕竟间隔遥远——这个距离可是比伦敦到巴黎或者柏林的距离要大得多。”
“丝毫没有夸张。”莫德迅认真地解释道，“广州的秩序，是国防军带来的，在他们入驻以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不稳定情况；广州的资本，是辽阳集团引来的，确切地说，在辽阳集团投下巨资后，南洋的中国华侨才被吸引过来投资；广州的社会秩序与管理制度是beijing方面确定的，甚至于派遣官员到香港学习市政管理办法的决策也是beijing方面制定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丘吉尔把玩着他心爱的烟斗问道，“秦时竹不是号称最讨厌租界和租借地么？怎么会派官员向我们学习？”
“这一点上我没有夸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治安管理，无论是市政建设还是社会维护，广州一直以来都在学习香港的做法，一些年青官员——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被派遣过来学习，回去后过不了几年就变成了所在部门的骨干。您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而是密如织网、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因为市长3-4年就会更换，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20年。更要紧的是，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因此在很多方面，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更直接……”莫德迅耸耸肩，“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minzhu体制的不健全，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发，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更何况，谁都承认，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minzhu体制，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
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不仅香港，上海的工部局、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
“阁下，我刚才说的是广州自身的变化，不过，这还不算粤港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是目前的人员流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有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去？”
“可以这么说，但也有更多的人跑回中国去。”
丘吉尔笑了，拍拍莫德迅的肩膀：“你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
“不，前段时间我利用空余时间做过分析。到香港来的中国人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斗争中失意的军阀政客，以及在竞争中被排挤出来的土豪，以及在治安整肃中被清扫出来的黑道头面人物；而另一类则是刚刚脱离了土地，差不多除了随身衣物外别无他物的赤贫人士……前一类主要是消费者，除了钱没有特别的贡献，反而经常发生事端；后一类虽然为香港低端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但几乎都是文盲，只能做最简单、无用的重复劳动。”莫德迅将声音提高了八度，“而离开的人呢？除了一部分其他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力及其家属……”
丘吉尔的脸se开始凝重起来，“你的意思是，香港的产业熟练工人正在逐步流失？”
“没错，正是这个迹象。一方面是因为广州更为优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产业迁移，带动着工人随同前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有大量与香港类似的产业，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无形中就把人员给吸引走了。”莫德迅介绍道，“同样一个工人，到了广州之后能多拿15-30%的薪水，哪怕是同样的薪水，因为广州物价更低，他们能剩余更多。”
丘吉尔沉住气，问道：“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接到相关汇报？”
莫德迅苦笑一声，别看他在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真到了英国国内其实什么也不是——别说他没有写这个报告，即便写了，也不见得能够呈递到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手中，倘若没有这次赴京之行，他们之间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可不想自讨没趣。丘吉尔也就是下意识地一问，以他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洞察力，下一秒钟就完全明白了其间的前因后果。
他拍拍对方的肩膀：“这次与中国方面谈判，你就做我的特别助手，我认为你要比beijing城里只知道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可靠得多了。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绝对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