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天寿，顺天府人士，历任崇祯、弘光、隆武三朝的大太监，担任过御马监太监、司礼监大太监等职，可以说做到了太监的极致。
只是他这个太监与明朝历代大太监相比，未免就凄惨了一些，明朝皇帝与文臣集团对立，使得皇帝需要依靠宦官势力，来形成官场上的平衡，所以后期太监做大，但到了毅宗皇帝之时，政治幼稚的毅宗皇帝，将这种平衡打破，太监从此失势。
作为一个大太监，庞天寿自然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以重振内廷的雄风，所以早在福京之时，他就流露出了想要掌权的意思，但惹得隆武不喜，把他支开派往澳门去了解佛朗机人，处理招募佛郎机人才的事宜。
他到了澳门不久，郑芝龙就卖了福建，隆武皇帝生死不明，他原本准备去肇庆，但这时唐王又在广州监国抗清，他瞧不清局势，便留在了澳门一边研究基督教的教义，一边观望时局。
之后，隆武朝廷起死回生，虽然失去福建，但赣地全复，明军延平一场血战，又成功围魏救赵，迫使攻打广州的清兵撤围回师，使得粵地得以保存，等到隆武移驾广州，朝廷也算重新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远在澳门的他得到消息，这才放弃投奔桂王，带着三百佛郎机火枪手，赶来广州继续效命。
隆武朝廷在福建的宫女太监，大多失散，庞天寿理所当然的重新做起了司礼监大太监。
在福建时，整个朝廷被郑芝龙压制，他也没机会捞什么权利，所以隆武朝廷摆脱郑芝龙之后，他还是十分高兴，准备大干一场，但他很快就发现，隆武朝廷的文官立刻与同为文人出身的楚国公王彦合流，似乎有文武合流，共掌朝政之意。
对于皇帝而言，怎么才能使得皇权不受挑战，最好的手段，就是在皇权之下，培养两个势力相互制衡，下面的人争斗，哪一派强，就打压哪一派，这样下面争斗不休，那皇帝就永远安全。
这一手，玩的最溜的当属嘉靖皇帝，他用严嵩搞夏言，然后又用徐介搞严嵩，二十多年不上朝，却能把手下臣子玩的团团转，可见其政治手腕。
当然这样皇帝的江山是坐稳了，但对于天下却没有多少益处。
大明朝廷内部的制衡，在崇祯朝时就被打破，文官集团最后发展成那个样子，与崇祯皇帝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是他自己打破了平衡，又没有能力驾驭，才使得文官集团没了约束。
甲申之后，福王为了对抗以东林为首的文官集团，就只能在天下间重新寻找制衡的势力。此时阉党以废，环顾四周，就只能引入武将势力入朝，江北四镇遂即以定策之功做大。
以勋镇为后盾的马阮，开始与文官争权，但勋镇这方势力，几乎是很难控制的一方势力，一旦放出来，遗祸无穷。
汉末，外戚、宦官争斗，杀来杀去，但天下基本能够维持平衡，但作为勋镇的董卓一旦加入，天下立刻崩坏。
中国历史上，能够左右政局的，一共就只有，外戚，宦官，士族，勋镇，皇权，这么几大势力，其中从历史经验上看，外戚、宦官、勋镇，这是对王朝最大的危害。
中国历经千年斗争，两汉的教训，唐的教训，外戚、宦官不能用，勋镇也就是武将也必须关在笼子里，加以限制，否则唐末以来乱了几百年，归其原因是什么，不就“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武将失去约束了么？
说赵宋制度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极致，就是因为他基本解决了外戚、宦官、勋镇的问题，而士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几个阶层，他对皇权的威胁最小，同时又能约束皇权。
古代虽说号称家天下，似乎整个江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该爱护整个天下，带着整个王朝向前，但其实一个成熟的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坐稳天下，忠臣、奸臣、黎明百姓，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奸臣有用，他们也会用，忠臣威胁到他，照样要杀。
士大夫这个阶层，虽然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又是对立的，皇权是要家天下，士大夫则认为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人的，皇帝要乱来，士大夫有责任约束，所以宋代君臣共治，士绅百姓的生活，也是历代之中最为幸福的。
后人可能觉得宋代比较屈辱，那宋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崖山一战，十余万人投海而死，如果他们不热爱这个朝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殉葬呢？
皇权发展到极致，对于天下是无益的，这点明初推行八股，禁孟子，就已经显现出端倪，但内阁的出现，还是有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可等到了满清之时，中国历史上一直对皇权存在约束的士这个阶层，在满清的屠杀和经历空前的文字狱之后，其思想已经不能再称为士大夫，基本都成了犬儒，已经不是传统上能约束皇权的儒家，所以满清时皇权发展到极致，满清统治者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天下间即便有人反对，也无法约束。
眼下的大明朝廷内部，随着宦官势力的出局，由文臣和勋镇势力把持朝政，而勋镇与文臣之间，其实是对立争斗的关系。
历史上的南明朝廷也是如此，勋镇与文官之间，勋镇与勋镇之间争斗不休，这都是因为本来稳定的系统破碎之后，各个势力之间无法找到平衡所至。
此时大明内部，还没有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混乱，其实是因为王彦这个特殊身份存在，他首先是勋镇之首，武将都被他压制，其次他又是实实在在的举人身份，被文官认可，有长远的战略目光。
这样整个朝廷，达到了一个平衡，双方之间能够通过王彦，可以相互妥协，有这么一个调节矛盾的存在，但这只是隆武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有外部的诸多势力，还没有算进来。
不过朝廷内部既然达到了平衡，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都不希望有第三种势力进来搅局，内廷司礼监，肯定是要被打压的对象。
司礼监这个机构，设置于宣宗时期，为的是牵制内阁，但他一出现就注定是会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存在，司礼监大太监一度成了朝廷的最高实职，刘瑾，魏忠贤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独揽军政大权。
庞天寿出任司礼监大太监之后，自然满怀期望的想要揽权，但是他却发现朝廷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以王彦为首的勋镇和外庭文臣手中，军政大权早已归属划分完毕，他动不了任何人的利益，加上皇帝并不支持他，所以司礼监大太监基本成为虚职。
本来庞天寿见没有机会，也就不再去想，老实伺候皇帝，但随着朝廷局势越来越好，大批官员开始来到广京，而且都是有品级的官员，但这时隆武朝廷内主要的实权职位，基本已经被人把持。
这些新来的人之中，一些有能力的被任用，一些则没有得到好的职位，这帮人打仗不行，干实事也不行，内部争斗却是一把好手，左懋第和苏观生这样的实干派，自然不用他们，这些人也就难免心生不满。
庞天寿见文臣集团内部又有分裂争斗的意思，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稍微收拢就拉起了一帮人。
就在这是，王彦东征的消息传人桂林，这对大明而言是好事，但在桂王监国政权看来，就不同了。
本来现在隆武政权就蒸蒸日上，桂王政权却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如果王彦东征胜利，那桂王政权岂不更加没有希望。
这种担心，使得桂王一派生出了要离间隆武君臣的意思，所以派人前往广京一边行间，一边尝试拉拢隆武朝廷内部的大臣。
庞天寿虽然纠集了一些文臣，但是势力还达不到挑战外庭的地步，而这时他手下的文臣丁时魁、金堡等人，因为与桂王派来的袁彭年相熟，很快就被拉拢，然后又把袁彭年介绍给了庞天寿。
此时隆武皇帝，因为操劳过度，身体日渐消瘦，时日无多，庞天寿想着按着之前唐、桂、鲁，三方的约定，最后继承帝位的极有可能还是大明法统上的继承人桂王，遂即立刻与袁彭年一拍即合。
只是他这个太监与明朝历代大太监相比，未免就凄惨了一些，明朝皇帝与文臣集团对立，使得皇帝需要依靠宦官势力，来形成官场上的平衡，所以后期太监做大，但到了毅宗皇帝之时，政治幼稚的毅宗皇帝，将这种平衡打破，太监从此失势。
作为一个大太监，庞天寿自然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以重振内廷的雄风，所以早在福京之时，他就流露出了想要掌权的意思，但惹得隆武不喜，把他支开派往澳门去了解佛朗机人，处理招募佛郎机人才的事宜。
他到了澳门不久，郑芝龙就卖了福建，隆武皇帝生死不明，他原本准备去肇庆，但这时唐王又在广州监国抗清，他瞧不清局势，便留在了澳门一边研究基督教的教义，一边观望时局。
之后，隆武朝廷起死回生，虽然失去福建，但赣地全复，明军延平一场血战，又成功围魏救赵，迫使攻打广州的清兵撤围回师，使得粵地得以保存，等到隆武移驾广州，朝廷也算重新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远在澳门的他得到消息，这才放弃投奔桂王，带着三百佛郎机火枪手，赶来广州继续效命。
隆武朝廷在福建的宫女太监，大多失散，庞天寿理所当然的重新做起了司礼监大太监。
在福建时，整个朝廷被郑芝龙压制，他也没机会捞什么权利，所以隆武朝廷摆脱郑芝龙之后，他还是十分高兴，准备大干一场，但他很快就发现，隆武朝廷的文官立刻与同为文人出身的楚国公王彦合流，似乎有文武合流，共掌朝政之意。
对于皇帝而言，怎么才能使得皇权不受挑战，最好的手段，就是在皇权之下，培养两个势力相互制衡，下面的人争斗，哪一派强，就打压哪一派，这样下面争斗不休，那皇帝就永远安全。
这一手，玩的最溜的当属嘉靖皇帝，他用严嵩搞夏言，然后又用徐介搞严嵩，二十多年不上朝，却能把手下臣子玩的团团转，可见其政治手腕。
当然这样皇帝的江山是坐稳了，但对于天下却没有多少益处。
大明朝廷内部的制衡，在崇祯朝时就被打破，文官集团最后发展成那个样子，与崇祯皇帝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是他自己打破了平衡，又没有能力驾驭，才使得文官集团没了约束。
甲申之后，福王为了对抗以东林为首的文官集团，就只能在天下间重新寻找制衡的势力。此时阉党以废，环顾四周，就只能引入武将势力入朝，江北四镇遂即以定策之功做大。
以勋镇为后盾的马阮，开始与文官争权，但勋镇这方势力，几乎是很难控制的一方势力，一旦放出来，遗祸无穷。
汉末，外戚、宦官争斗，杀来杀去，但天下基本能够维持平衡，但作为勋镇的董卓一旦加入，天下立刻崩坏。
中国历史上，能够左右政局的，一共就只有，外戚，宦官，士族，勋镇，皇权，这么几大势力，其中从历史经验上看，外戚、宦官、勋镇，这是对王朝最大的危害。
中国历经千年斗争，两汉的教训，唐的教训，外戚、宦官不能用，勋镇也就是武将也必须关在笼子里，加以限制，否则唐末以来乱了几百年，归其原因是什么，不就“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武将失去约束了么？
说赵宋制度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极致，就是因为他基本解决了外戚、宦官、勋镇的问题，而士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几个阶层，他对皇权的威胁最小，同时又能约束皇权。
古代虽说号称家天下，似乎整个江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该爱护整个天下，带着整个王朝向前，但其实一个成熟的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坐稳天下，忠臣、奸臣、黎明百姓，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奸臣有用，他们也会用，忠臣威胁到他，照样要杀。
士大夫这个阶层，虽然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又是对立的，皇权是要家天下，士大夫则认为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人的，皇帝要乱来，士大夫有责任约束，所以宋代君臣共治，士绅百姓的生活，也是历代之中最为幸福的。
后人可能觉得宋代比较屈辱，那宋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崖山一战，十余万人投海而死，如果他们不热爱这个朝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殉葬呢？
皇权发展到极致，对于天下是无益的，这点明初推行八股，禁孟子，就已经显现出端倪，但内阁的出现，还是有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可等到了满清之时，中国历史上一直对皇权存在约束的士这个阶层，在满清的屠杀和经历空前的文字狱之后，其思想已经不能再称为士大夫，基本都成了犬儒，已经不是传统上能约束皇权的儒家，所以满清时皇权发展到极致，满清统治者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天下间即便有人反对，也无法约束。
眼下的大明朝廷内部，随着宦官势力的出局，由文臣和勋镇势力把持朝政，而勋镇与文臣之间，其实是对立争斗的关系。
历史上的南明朝廷也是如此，勋镇与文官之间，勋镇与勋镇之间争斗不休，这都是因为本来稳定的系统破碎之后，各个势力之间无法找到平衡所至。
此时大明内部，还没有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混乱，其实是因为王彦这个特殊身份存在，他首先是勋镇之首，武将都被他压制，其次他又是实实在在的举人身份，被文官认可，有长远的战略目光。
这样整个朝廷，达到了一个平衡，双方之间能够通过王彦，可以相互妥协，有这么一个调节矛盾的存在，但这只是隆武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有外部的诸多势力，还没有算进来。
不过朝廷内部既然达到了平衡，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都不希望有第三种势力进来搅局，内廷司礼监，肯定是要被打压的对象。
司礼监这个机构，设置于宣宗时期，为的是牵制内阁，但他一出现就注定是会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存在，司礼监大太监一度成了朝廷的最高实职，刘瑾，魏忠贤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独揽军政大权。
庞天寿出任司礼监大太监之后，自然满怀期望的想要揽权，但是他却发现朝廷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以王彦为首的勋镇和外庭文臣手中，军政大权早已归属划分完毕，他动不了任何人的利益，加上皇帝并不支持他，所以司礼监大太监基本成为虚职。
本来庞天寿见没有机会，也就不再去想，老实伺候皇帝，但随着朝廷局势越来越好，大批官员开始来到广京，而且都是有品级的官员，但这时隆武朝廷内主要的实权职位，基本已经被人把持。
这些新来的人之中，一些有能力的被任用，一些则没有得到好的职位，这帮人打仗不行，干实事也不行，内部争斗却是一把好手，左懋第和苏观生这样的实干派，自然不用他们，这些人也就难免心生不满。
庞天寿见文臣集团内部又有分裂争斗的意思，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稍微收拢就拉起了一帮人。
就在这是，王彦东征的消息传人桂林，这对大明而言是好事，但在桂王监国政权看来，就不同了。
本来现在隆武政权就蒸蒸日上，桂王政权却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如果王彦东征胜利，那桂王政权岂不更加没有希望。
这种担心，使得桂王一派生出了要离间隆武君臣的意思，所以派人前往广京一边行间，一边尝试拉拢隆武朝廷内部的大臣。
庞天寿虽然纠集了一些文臣，但是势力还达不到挑战外庭的地步，而这时他手下的文臣丁时魁、金堡等人，因为与桂王派来的袁彭年相熟，很快就被拉拢，然后又把袁彭年介绍给了庞天寿。
此时隆武皇帝，因为操劳过度，身体日渐消瘦，时日无多，庞天寿想着按着之前唐、桂、鲁，三方的约定，最后继承帝位的极有可能还是大明法统上的继承人桂王，遂即立刻与袁彭年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