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头菇的生意让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
我把钱全部存进了农村基金会,基金会的利息高,远远超过农村信用社。

我一回来老李就找到我,一定要我把钱存进基金会。老李的儿子在基金会里做主任,苏溪乡没什么大收入,乡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当初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县里拨了三万块做基本金,到现在过了几年了,据说还未翻番。

对于存钱我基本没什么概念。老李连续来了几次,还让儿媳妇给我送了几回鸡汤。老李的儿子每次见到我,老远就陪着笑脸,嘘寒问暖的特别热情。因此,我在喝过几次鸡汤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不好意思。

最后一次她送鸡汤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开口说话。

“马蓉嫂子,你今天要你老公来我这里一趟吧。”我说。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马蓉。她送了我几次鸡汤,我们彼此之间有些熟。但我们一直没交流过,她好看的白净小脸总是勾着,每次看我喝完,就快速收拾好头也不回地离开。

她是个典型的农家小媳妇。有着健硕的身体,俊俏的面庞。含羞带娇的笑,雨打梨花的愁。让人顿生无限爱怜。

她偷偷瞄我一眼,从我手里接过碗筷说:“他不在家呢。”

“你公公在家吗?”我笑着说:“我不能对不起你们家的鸡汤啊。”

“他们两个都去县里了。”金凤说:“要明天才回来。”

马蓉的婆婆过世早,老李的儿子五岁时就死了娘。老李一手把儿子带大,没有再娶。又送儿子读了个财会中专,再把儿媳妇娶回来。

马蓉嫁过来后肚子一直不见动静,结婚四年了没生个一男半女。她的身材凸凹有致,既有少妇的丰满,又有少女的水灵。

“你今晚来家吃饭吧!”马蓉说:“我今天找满爹买了一只野兔,还活蹦乱跳的。我听说你喜欢吃野兔子呢。你来帮我杀兔子,我不敢杀生。”

我爽快地答应:“好啊!”

我来苏溪乡三个月,吃来吃去,吃不腻的就是野兔肉。

山里野兔多,不值钱,随便放个铁夹子就可以轻松逮到。茶油生炒野兔肉,天下美味。当然,生炒也好,红烧也好,炖汤也罢,做得最好的还是马蓉。

她能把野兔肉里那股骚味处理得干净完整,这在整个苏溪乡,还没有那个女人能做到,即便是食堂的老王,也望尘莫及。

我们乡政府食堂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晚餐还是需要我自己解决。这几个月来,我有一半的晚餐是在柳书记家混,还有一半就是自己用个小煤油炉下一把面条凑合,偶尔也会到老李家和郑乡长家混几顿。

我的爽快让马蓉满心欢喜,她抿嘴一笑,收拾好碗筷轻飘飘出了门。出门时回头一笑说:“陈秘书,姐给你打点好酒回去喝。”

我笑哈哈地点了点头,这个小媳妇漂亮,话不多。认识她是老李叫她来帮我收购猴头菇。她做事勤快,是我来苏溪乡比较正式接触的第二个女性。

柳红青涩,就像枝头未熟的青柿子一样。而马蓉,恰如熟透的水蜜桃,让人无限遐想。

柳红是我最信任的朋友,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做是个可以亲密的人。不仅是因为她的青涩,关键是郑强,这个经常从腰间解下枪套摆放在我面前的男人,从我一来,就充满了敌意。

日暮西山,我准备去马蓉家。我突然感觉今晚有些激动,这种莫名的激动似乎在我与顾晓莲间出现过,是当我把顾晓莲的衣服脱下来,我看到她白腻光滑的酮体时的激动。

难道我希望今夜会有什么事出现?这种激动,只能用突然出现的情爱来安抚。

我洗了一把脸,用的是冰凉的山泉水。苏溪乡的水,是天然的矿泉水,无论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山溪水,还是崖壁边石缝里滴出来的水,都甘甜清冽,有一丝丝的甜,能直透心肺。

苏溪乡是湘南地区最闭塞的地区。向南与陈州接壤,向西与雍州相邻,东临江西地界,北接县城春山。

全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条路,都是泥沙路,石拱桥。

路上宽容一车通过,路面坑洼不平,除了拖拉机,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望路兴叹。

苏溪乡与春山县城相隔五十多里,而且全是山路。

苏溪乡是春山县最后没通电的乡。没通上电,除了施工困难,还有苏溪乡的财力不敢承受之重。据电力部门测算,单是架设电杆一项,基本就可耗空苏溪乡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乡政府坐落在一条极目辽阔的陇上,由几栋五十年代的建筑组成。红砖红瓦,树影疏离。陇中一条小溪,常年清流不息。小溪上架一座石拱桥,连接乡政府唯一的一条通往山外的石子路。

小溪边有一栋低矮的青砖建筑,是县供销社的代销点。

石拱桥过来,一块草坪大约有三五亩地宽。草坪的周边,种着白杨,间隔着几株苦楝树。草坪靠山边,凭空砌一道三米高的高台。高台上,又是一块小坪。布局着两个几何形花坛。花坛里生长着茂盛的月季,花坛边,高大的玉兰花树,翠绿如油。

沿着小坪,是一栋三层红砖楼,长约百米,气势恢弘。此处便是苏溪乡行政中心。主楼左边是礼堂,能坐千人,门头上和两边还刻着伟大导师的训导。右边是乡政府的食堂,食堂楼上是乡财政所。

一根竹管,从山壁山延伸下来。竹管里流着从山上接下来的泉水,叮叮当当的注入老王的水缸。水缸满了,就从缸边溢出来,在地上汇流成一条小溪,流回到门前的小溪里去。

我的宿舍在礼堂的后边,一栋单独的两层小楼。楼板是木的,走起来吱吱呀呀作响。

乡政府左边半里地,是乡中学,右边半里地,是村小学。

除了这些,整个乡政府周围,再也看不到一户人家。石桥边的供销社代销点里,买些廉价的香烟火柴和肥皂,最大的买卖就是煤油和蜡烛。兼营一些布匹,以白布和红布两色为主。

代销点里还有一个营生,就是经营化肥和尿素。卖东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的皱褶,却喜欢穿得大红大绿。她走路喜欢扭着水桶一样的腰,说话故意咬着普通话的尾巴,这些让乡民们很不耻。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销点里,有着除食堂以外的唯一的人间烟火。

有人告诉我说,老妇人的老公原来是供销社的一个主任。苏溪乡的代销点里原来还有一个面相姣好的女销货员。老妇人的老公在某个夜里摸到了女售货员的床上,老妇人大怒,拿着菜刀追了半条陇。结果把老公和女售货员追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失去了消息。

代销点旁边有间小屋,是乡邮政所。邮政所里只有一个老得快走不动路的老邮政员,每三天收发一次县城发来的报刊杂志和信件。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苏溪乡的全部,简单、简朴。

我的宿舍下边有一条小路,蜿蜒着伸向山里。打开窗户,我就能看到巍峨的大山和小路上蜿蜒的人。

山里没电,睡得早。这个习惯让我习惯了很久。

睡得早,起得就早。每日天刚泛白,我窗户下的小路上就开始有着咭咭哝哝的声音。

推窗一看,乡民们或牵着牛,或荷着锄,轻声说着天气,慢条斯理地去做一天的营生。

看到我,都会抬起头打着招呼。

乡民过后,就是乡中学走读的学生,带着一罐饭,一路打闹着,早起去上学。

最后来的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他们看到我,都会尖笑着朝我拍手。有顽皮的小子还会冲着我的窗户,掏出小家伙快活的撒泡尿。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依在窗户边,微笑着看他们如同鸟儿一样的欢畅。

小路上人静了,我就会洗脸漱口,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煮一碗面条做早餐。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

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我不知道社教应该要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来指导我。仿佛我就是遗落下来的一片叶子,随着岁月的沧桑,自生自灭。

柳大权书记曾经给我说,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九十年代了,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

关于社教,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三个在城关镇。只有我,来到遥远的苏溪乡。

我见过另外三个同来搞社教的人。他们都在城关镇,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

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于是每想到此,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我是小机关里出来的人,我之前连个正当身份都没有。所谓的身份,就是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在严格一点,我还不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因此我不属于体制内的人。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来苏溪,除了我回天无力,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我的领导说,只要我来苏溪,立马解决我的行政编制,让我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如今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我不但是正式的体制内干部,头山还戴着个苏溪乡党政办秘书的帽子。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正无聊,收拾一下就兴致勃勃地去了。

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

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而且还不是干部。尽管按照政策,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

整个聚会里,我一直微笑,看他们指点江山。

三个同仁,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叫郭伟。一个毕业于中部省会,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他叫黄奇善。

只有那个女干部,毕业于衡岳市师范学院。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山,她叫黄微微。

黄微微与我一样,话也很少。不时微笑,对郭伟和黄奇善的敬酒,总是一笑而过。

到最后,她主动与我喝了一杯。酒后的她,如同脸上飞上一道朝霞,娇艳无比。

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郭伟主动买单结账,拿着零钱嚷着要走,说是工作紧张。

他们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都艳慕不得了,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两腿一翘乐无涯。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其中黄奇善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一个很小很小的干部,小到可以忽略。

黄奇善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又不好继续追问。只好拿眼一直瞪我。

我没有骗他!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他一辈子最大的职务,就是企业党委的党务委员。一辈子既没惊天动地的伟绩,也没让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像我们家门口的一株千年柳树,一辈子默默无闻。

但他们三个对我的姿态视为莫测高深。只有黄微微,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说了一句话,父辈官再大,路还得自己走!

临分别时,黄奇善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大家都是同路人,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

我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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